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也。王家小子的步子，迈的太急了吧。
科举取士，神宗朝以前，进士科考诗赋。到了神宗时，有的考诗赋，有的考儒家经典，因而出现了所谓“诗赋进士”和“专经进士”。究竟是以诗赋取士，还是以经义取士，在神宗时代曾经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
归根到底，吟诗作赋，固然全无实用；死啃经书，又有什么好处？争论的结果，是采取了一项折中办法，就是把进士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有诗赋进士，也有经义进士。去岁，分经义、诗赋为两科试士，罢明法科。
苏轼是反对以经义替换诗赋取士的，上《议学校贡举状》称：“……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今进士日夜治经传，附之以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至于临政，曷尝用其一二……”
但，这并非是苏轼不重视经义。古来读书人，皆明圣贤言。
注解经义，绝对是大工程，非深谙经义者不能为也。
但在苏轼及李格非轮番考校之下，王棣神色自如，对答如流，绝对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末了，苏轼叹道：“毋论是诗赋或是经义，棣哥儿今年都可下场一考了。”
自宋一代，官员选任方式趋向多元，科举取士、恩荫补官、吏人出职、军功补授与纳粟买官等，都是入仕的途径。其中，科考入仕者，谓为“正途”，备受尊崇。而此外入仕者被视为“异途”，在升迁、转任等方面受到限制。
门荫补官虽不是选官的正途，却是宋代官员来源的主要渠道。凡以帝国属官荫奏补入官，成为荫补，宋代荫补名目繁多，有郊祀、皇帝生日、改元、致仕、等等。受荫补对象，包括皇族宗室，台、省六品以上，其他官五品以上的子、孙、兄、弟、门客等等。
王棣自是有资格荫补入仕的，但在苏轼看来，以王棣之才，入场科举是必中的，若走其它途径，才是大材小用，万不可取。
李格非也以为然，笑道：“明春辛未科考，王三郎必成天下举人眼中钉也。”
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两年不定。英宗治平三年，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元佑六年，恰是辛未科举年。李格非此言，意指王棣有状元之才，必为考生之公敌。
苏轼也笑：“明岁科举，某倒是知晓几个有望夺魁的，譬如保宁马涓、潜江毕渐等，实乃三郎之劲敌也。”
“马涓……某亦识得，其……身具才学者也。”李格非捋须而言：“某尝有闻，马涓父亲马从政，中年未有子嗣，后纳一妾，马从政得知小妾乃为葬父母而卖身时，便送其回家，且不要一文身价银两。事后，马从政梦小妾之父前来致谢：‘愿汝富贵、涓涓不绝。’后来，其妻怀孕，生下一子，马从政遂为之取名马涓。”
顿了顿，又说：“善恶有报，想那马从政一念之善，便得福报。马涓之才，非止闻于川蜀一地，天下皆名也，来年进士及第当不在话下，光耀门楣也。”
苏轼点点头：“某亦知其才，辛未科必中试，或可入一甲。”
天圣五年，分进士为六等，第一等五名，第二等称第一甲，第六等为第五甲，进士分甲自此始。后演变为五等，第一等即是第一甲。后又定第一、二甲为“进士及第”，第三甲为“进士出身”，第四、五甲为“同进士出身”（同出身），后曾改第五甲为“同学究出身”。
在苏轼及李格非看来，马涓是能跻身一甲进士及第的，足可见马某之才。
李格非又补充道：“另有朱谔、张坚庭者，亦是不容小觑。”
高俅则道：“大晏相公十四岁以神童入试，赐同进士出身。王三郎若是明岁入一甲，则胜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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