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蓦然间黯了下来，隐约可见有人在有条不紊的来回布置着什么。
约莫一刻钟后，叫卖声、嘻笑声、锣鼓声、杂耍声……各种各样的声音此起彼伏，高低交杂，营造出一副喧闹的市集氛围；灯光慢慢的亮了起来，但并不明亮，昏黄不定，犹若烛火摇曳；舞台上多了数十个往来走动的行人，从装束上看，有贩夫走卒，有士子文人，有大腹便便的商贾富翁，有气度雍容的雅客绅士，男女老少皆有，高矮胖瘦咸集……这些人或驻足停顿指指点点，或交头接耳私语言笑，更有那狮灯踩着鼓点顾盼生姿，引得孩童跺脚称奇、笑逐颜开……
咦，这是要闹哪样？乐舞么？
观者面面相觑，轻声问询友伴，有那博学强识者不确定的说，或是乐舞吧，可未见台上有舞者，倒是……新奇……
很显然，在后世，这是舞台剧，或者说是话剧，但此时却是未曾问世的。
中国的舞蹈史在可以提供查证的史书典籍中，还尚未见到有舞剧艺术起源的记载。但是，本身具有戏剧因素的乐舞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的西周时期(公元前1066——公元前771）。着名的《大舞》（中国第一部大型有情节性的歌舞。）就是综合了舞、乐、诗等艺术形式，表现武王灭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情节的大型歌舞。
此后，又出现了《九歌》（着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所作的祭神乐歌），具有更强烈的舞剧因素，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后世所共识的严格意义的舞剧。
这，当然是王棣的手笔。
他于花魁大会原本只是局外人，乐在其中罢了。古时的娱乐盛事嘛，与后世层出不穷的选秀节目相比，殊途同归，因宣传力度所限，只局限在某一区域。但，在这娱乐消遣匮乏的时空，也算是全民参与了，至少在一府之地如是。
但随着赛事的进行，他也被“裹挟”其中，或主动或被动。
押注关扑，算是主动参与，在他的“鼓动怂恿”之下，家人多有投注，便是宗沐也云淡风轻的押了三两银子，这可是他的全部身家。林林总总加起来，他们拢共押了近斤两银子买聂胜琼最终夺魁；
被动的是，王棣与聂胜琼“撮合”到了一起。才子佳人的戏码向来是为人津津乐道且喜闻乐见的，八卦心理嘛，古今不变。当青楼头牌聂胜琼与高门少年王棣相遇于梅花山“暗香阁”，“王氏宝树”侃侃而言，将张功甫的《梅品》攘为己有，一个高雅多才的少年郎形象闪亮登场、惊艳亮相；而后聂胜琼数度登临“半山园”，留连盘桓，宾主尽欢；及至王棣抛出一阙《鹊桥仙》，技压周、秦二位词坛大神，并助聂胜琼强势扭转排名……这一桩桩一件件，似乎都在证明这对俊男美女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于是乎，流言四起，坊间关于“王棣与聂胜琼之间不得不出的事”成了头条。自然也传到了半山园。
作为当事人的王棣也是醉了，真是欲加之罪……无中生有的花边新闻哪，还无从辩说。得，既如此，干脆做点啥呗。不是说我为了讨聂胜琼欢心而不自量力的与周、秦比试高低么，若是退避趋让，反倒是堕了王家声望，也损了祖父王安石的殷殷期望之心。
三年半的蛰伏，是王安石临终前的劝训，年少成名、风头太盛绝非好事，所以要压上一压。但作为王氏子弟，注定会置身于风口浪尖上。更何况，靖康，真的不远了。若是想做点啥，能改变些许，至少能保护家人周全，势必要获取能有所作为的力量。那么，就一定要展露出与众不同的非凡东西。本非我愿，为势所迫。
要么不做，要么就尽力去做。
花魁大会是个契机，若是能助聂胜琼夺魁，有周邦彦与秦观两位大名人的衬托，王棣之名也必定绽放——二位大咖，请允许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放肆吧。
聂胜琼想夺魁自非易事，要想赢得彻底，要想赢得众望所归，得另辟蹊径，得有不一样的东西。
舞台剧便是出奇制胜的招数。
大宋朝的富庶放在后世绝难以想象。
熙宁十年，税收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三成，工商税4911万贯，占七成。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
国家富足，黎民百姓却不贫困。就拿米价来证明一下：熙宁年间开封米价四百文一石。宋代一石六十六公升约一百市斤米，按一文钱相当于两角人民币计算，那么彼时的米价大约是八角钱一斤。不到一元每斤的米价啊，绝对是物超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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