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有那么三四拨人进来，问同一个问题，做同样的动作，但是没有人回答他任何问题。麦苗都快疯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他没日没夜原地转圈狂奔着，最后累的坐在那里死喘，要不然就趴在那里做俯卧撑，做它一万个最后累的一下趴在那里起不来。做的最多的动作就是，背贴着这面墙走五步，到了那边墙，鼻子碰到面墙皮原地打转回来，背贴着墙，向前走五步，鼻子碰到那面墙片，再转过身，背贴着墙，再往前走五步。
每天他一觉醒来看到地上那个杯口大的光柱，就用指甲盖在那个墙上画一道迹，数了一数，都差不多两个月了，这天来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军人，问了同样的问题，重复了同一个动作，她站起身刚要走。麦苗就问了一句，“阿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真不明白。“那位女军人转过身看了他一眼，好半天才把那张报纸又重新铺在桌面上，“你过来看看！“麦苗走过来低头看着那个军人把报纸翻了过来，麦苗一看是一张满面笑容，捧一本语录，戴着眼镜的人头像。他的脸上身上密密麻麻写着麦苗自己写的毛笔字，其中那句，打倒法西斯胜利属于人民，斜斜的一行看地是清清楚楚，他麦苗可不懂了，这是啥个意思呢？
麦苗抬头看了看那位女军长，那位女军人看着他一句话也没好说，收起那份报纸转身就走了，麦苗一拍脑门子猛个丁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儿，沙哑着嗓子高声叫着，“阿姨，我那是练毛笔字，我不是故意的，我冤枉，我不是故意的，我冤枉。”从以后再也没人搭理了他，也没有人来听他喊冤枉。每日每夜不管是跑圈儿还是做俯卧撑，还是走正步，总是自言自语在那叨叨着，“我不是故意的！我冤枉！我不是故意的！我冤枉啊！
从这一刻开始，麦苗再也不到墙上用指甲刻痕，不去敲墙，也不去敲大铁门，也不大声的喊着，冤枉什么的？每当门底下铁板咣当一声一响，麦苗就扑上去，端着水杯就喝，拿着饼子就咬，因为他想明白了，这可是政治犯，是反革命罪，虽然不可能拉去给一粒花生米吃，但是十年八年的牢是坐定的，他记得他有位光腚娃娃朋友的叔叔，因为写日记，其中有对某人不敬的言语被判了大概七年还是八年？
看样子要坐牢了，今后什么政治啊，进步啊，前途啊都与自己无关，就是自己喜欢的田径，想都别想了。但身体是自己的，哪怕坐了十年八年牢出去还要生存吧？那就靠自己身体了，他不信除了政治和体育之外，自己就不能靠着这副身板活下去？哪怕是出狱后到码头当个搬运工去背麻袋，自己也是一个好劳力。如今精神世界崩塌倒无所谓了，可一旦身体垮了可就彻底完蛋了。
他记起红岩里那些政治犯是怎么生活的？生活要有规律，要有一个好的心态，还要锻炼身体，于是麦苗每天天一亮，围着不大点的地方跑圈儿，做俯卧撑，去蹲跳，跳起来用手去摸那个小窗户的窗台。每天捏捏胳膊，捏捏大腿，看那些肌肉退化没有？摸一摸肚子那几块腹肌消失没有？于是就练两头起卧，练一字马劈叉，正常吃饭，正常睡觉，没事就盘坐在那里静思冥想，让自己的心绪从烦乱中摆脱出来，有时实在心烦意乱睡不着，他就起来拼命地转圈跑步，最后累的一头栽在地上，睡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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