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6月，深圳卓氏通讯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摩托罗拉的专利诉讼文件堆在桌上，律师团队正激烈争论着对策。卓西度掐灭烟头，突然起身：“官司要打，但技术不能停。我们得有自己的‘根’。”
当晚，他拨通了韦国强的电话：“老韦，我要在北京建研究院。”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传来笑声：“你终于想通了！中关村那帮教授，可早等着你‘挖墙脚’呢！”
一周后，卓西度带着五名核心骨干飞抵北京。他的目标很明确——中科院计算所、清华微电子所、北大物理系。凭借政协常委的身份和“首富”光环，他很快见到了学界泰斗王守武、黄昆等人。
在清华的实验室里，他抛出一份名单：“各位老师，我想请这十二位博士加入卓氏研究院。”名单上赫然写着：刚从美国归来的半导体博士周劲松、中科院“863计划”青年骨干徐志远……
微电子所所长一脸凝重地皱起眉头，语气有些不满地对卓西度说道：“小卓啊，你这么做可真是要拆我的台啊！”
卓西度似乎早有预料，他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轻轻地放在所长面前的桌子上。
“所长，您别生气，这是两千万的科研经费赞助。”卓西度的声音平静而坚定，“我知道您对这些人才也很重视，但我真的非常需要他们。不过您放心，他们的研究成果会优先和清华共享，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1991年8月，卓氏研究院正式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一亿元。卓西度在海淀区圈下一栋六层红砖楼，挂上鎏金招牌。
周劲松团队带来美国贝尔实验室的CMOS技术雏形。在开业典礼的当天，卓西度站在舞台中央，面带微笑，意气风发地向台下的众人宣布：“我们的研究院将不会设置 KPI（关键绩效指标）！”他的声音铿锵有力，仿佛在向世界宣告一个全新的理念。
这句话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人群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台下的观众们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如雷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这个决定对于许多科研人员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音。他们不再需要被繁琐的指标所束缚，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攻克那些看似不可能的难题。
然而，在这热烈的氛围中，有一个人却显得有些焦虑。他就是研究院的财务总监，此刻正悄悄地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虽然卓西度的决定会让科研人员们感到兴奋，但同时也意味着研究院的成本将会大幅增加。
果然，当首月的工资单出来时，财务总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工资支出就高达 120 万元！这可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9月初，摩托罗拉代表突然造访。法务总监卡尔松开门见山：“卓先生，诉讼可以暂停。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您的基带芯片设计。”
原来，卓氏研究院挖来的团队中，有人掌握着摩托罗拉正在研发的“FDMA转TDMA”关键技术。三天后，双方达成秘密协议：摩托罗拉撤诉，并出资3000万美元购买卓氏通讯15%股权，条件是共享HX-2芯片专利。
签约时，韦国强调侃：“你这算不算‘打不过就加入’？”卓西度晃着红酒笑：“不，这叫‘用他们的钱养我们的刀’。”
10月某个雨夜，华为的任正非突然来电：“老卓，听说你在搞芯片？华为的交换机需要定制集成电路……”
两周后，卓氏研究院三楼挂上新牌子：华为-卓氏联合实验室。任正非站在门口对记者说：“中国通讯业的‘南北双雄’，今天才算真正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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