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高原的夏日，天气并不十分炎热。然而，此时的清廷贵州巡抚李宗羲却已焦头烂额。
清廷既要赔偿洋人巨额白银，又要练兵以剿平贼寇。
而江南已然沦为战场，四川全境也已沦陷。失去这两片重要的赋税之地，清廷只能加大对其他控制区的搜刮力度。
云贵地区本就土地贫瘠，百姓生存艰难。
在清廷的苛政之下，民众生活更是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暴乱此起彼伏，局势愈发难以控制。
其中，以苗人为代表的弱势民族，更是到了几近无法生存的境地。
自明朝起，大量汉人涌入云贵地区，推行“驱苗占田”政策，众多平川良田被汉人占据。
满清延续了这一政策，苗人、侗人、瑶人等弱势民族被驱赶到更为偏远、环境恶劣的山顶和野山之中。
并且，在清廷征收钱粮时，地方官吏对待这些弱势民族的手段极为残酷。
数年前，贵州东部的镇远府、石阡府等地爆发了以苗民为主的“榔军”起事，后被清廷镇压。
但近两年来，情况变得愈发诡异。一股神秘势力在贵州各地串联，创建了“公平会”。
他们宣扬人人平等、民族平等、土地均分、徭役付酬、减轻赋税等理念。
与贵州多如牛毛的各种会、教不同，“公平会”并不以民族、宗教、地域区分。
无论汉、苗、侗、瑶等民族，还是天主，佛道等信仰，只要是底层百姓聚集之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无论是集市的街道上，山寨的晒谷场；还是芦笙节、三月三的人群中，只要人多的地方，“公平会”的成员就会出现。
他们传唱歌谣、演出戏剧，内容皆为老百姓身边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民众。
“公平会”开始在各村各寨招收会员，建立组织，并秘密训练人员。
起初，他们并不直接与清廷官府对抗，而是鼓励百姓采取躲避、不合作等方式进行软对抗。
因此，清廷官府开始并未在意，只当是活不下去的乱民逃避徭役和赋税，这类事情年年都有。
直到咸丰四年（1854年），“公平会”的势力已蔓延至贵州东部的镇远、黎平、铜仁、石阡、思南等所有州府。
当地官府曾抓捕过“公平会”相关人员，发现这些人员来源复杂，涵盖各个民族，且该组织有一套严密的纲领和架构。
这与以往单独民族，或贫民自发的暴乱截然不同。
以往的暴乱往往带有强烈的报复性、无差别攻击和劫掠性，参与者各自为战，更像是松散的联盟，而非有组织的团体。
清廷通常能通过各个击破、收买一方打压另一方，或转移矛盾，引发民族纷争等手段，平息这些暴乱。
但此次“公平会”跨越了民族、宗教和地域的界限，将矛盾直接指向官府士绅与贫民的分配不均的问题，这让李宗羲嗅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
咸丰五年初，镇远官府抓获一名“公平会”会员，从他口中得知一整套西军的纪律与制度，李宗羲终于确认了对手的身份。
“公平会”背后，正是已盘踞四川，当前正在大举进攻两湖地区的西贼。
怪不得他们有源源不断的经费和人员。
得知事情的严重性后，三月，李宗羲从贵阳调派三千绿营兵，前往“公平会”活动最为猖獗，且主要为苗人聚居的镇远府台拱厅，进行镇压。
然而，当地乱民利用山高林密的地形，采用骚扰、伏击、围困等战术，将绿营兵打得丢盔弃甲。三千人仅有四五百人逃回。
这些乱民显然经过训练，在战场上进退有序，使用的武器多为西贼淘汰的火绳枪和四磅炮，让猝不及防的绿营军遭受重创。
至此，李宗羲才明白，西贼派遣了大量有战斗经验的基层军官，秘密训练这些乱民已久。
西贼一线部队换装下来的火绳枪、四磅炮等武器，也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叛军手中。
清廷地方上散漫的团练兵，已不是这些叛军的对手了。
此次战役后，“公平会”干脆直接公开化，他们在各地攻击地方官府，打击豪强地主。为贫民分配土地，废除清廷的徭役，减免税赋。
一时间，贵州东部战火纷飞，各州县纷纷响应造反。
西贼在台拱厅成立“西军贵州军区”，何禄任司令，张秀眉任副司令，并大举围攻镇远城。
4月3日，镇远府被攻破；13日，黎平府沦陷；27日，思州府失守；5月1日，铜仁府被占；5月10日，石阡府也被乱民攻陷。
此时，贵州尚有战力的绿营军，一是贵州提督塔齐布率领的三万余清军，正在川黔交界的遵义府与西贼对峙；
二是松桃厅有数千绿营军，与酉阳的西贼对峙。
哪处都不能放松。
然而，贵州腹地的叛乱如野火般迅速蔓延，当地官府和豪强组织的团练兵根本不是叛军的对手。
5月25日，何禄和张秀眉整合各地起义军，号称二十万，向北进攻平越州，企图继而攻打遵义府，与西贼的重庆府连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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