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八月，玄武湖的荷叶绿得发油，五军都督府的青砖地被日头晒得发烫。李明坐在案前，手里的狼毫笔在公文上划过，留下工整的小楷——这是刚拟好的《江南税赋新章》，墨迹未干，字里行间透着不容置疑的强硬。案头堆着各地送来的卷宗，最上面一本标着“苏州士绅查抄名录”，里面记着三十七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画着红叉，旁边注着抄没的田亩数、金银数，密密麻麻的数字像一片冰冷的蛛网。
“都督，松江府的卷宗到了。”亲卫推门进来，手里捧着个沉甸甸的木盒，“张知府说，最后三家士绅也把隐匿的田契交上来了，补交的赋税折合白银十七万两，已经存入江南银行。”
李明头也没抬，只是“嗯”了一声。江南银行是去年在吴文轩的建议下从楚兴银行改名过来的。吴文轩的理由很简单，楚兴银行当年只是在湖广一地开办的银行，如今分行、支行已经遍布江南各地了，再叫楚兴银行就有点小家子气了，所以就改为了江南银行。
江南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装修的气派非常，黄铜铸就的柜台比衙门的公案还高，银票上印着李明的大头像，百姓们私底下亲切地称呼银票为“李大头”！
据说个南京户部员外郎私底下找工匠想仿造银票，结果被锦衣卫抓去，在秦淮河畔当众枪毙了——那是李明定下的死规矩，凡敢伪造、变造银票者，杀无赦。
一年前的南京，这里的官绅们可没这么“懂事”。那会儿他刚通过经济战打服了粮铺后面的士绅集团，没几天就又有几十个举子跪在衙门前哭哭啼啼，说他“重赋伤民”；苏州的大族顾氏甚至敢私藏刀剑、步枪、手榴弹，趁夜煽动佃户闹事。他没废话，让第一师师长王广宇派一个营围了顾家大院，直系男丁处斩，其余亲眷一律发往矿山开矿，抄出的两千亩隐田分给了佃户，只留了块“顽抗者戒”的石碑立在门口。
“硬的得有，软的也不能少。”他放下笔，揉了揉眉心。那些从武昌学堂派来的学生娃，如今都成了清查江南士绅土地的主力。
为首的那个叫赵文彬，才二十岁，却敢拿着丈量出来的账册，硬闯进常州知府的私宅，指着账册说“你在常州为官三年，暗中收受士绅孝敬田土六百亩，带去南京交督察院处理！”当场就让驻军把知府拖走了。
这些学生们用学堂里学到的的丈量法，拿着皮尺，带着驻军，把江南的田亩清得比算盘珠子还明白，那些被官吏和士绅们联手隐匿的隐田，没一处能逃过他们的眼睛。
正想着，门外传来靴底踏地的声响，脚步急促。李明不用抬头就知道是张明辉——这位锦衣卫都指挥使最近总是穿着那双铁掌靴，走在石板路上像打更，这是张明辉怕李明思考问题时没注意到自己，突然出现犯了忌讳。
“都督。”张明辉的声音压得很低，手里捧着个火漆封口的信封，蜡印上是锦衣卫的鹰隼标记，“西南密信。”
李明接过信封，指尖触到蜡印的凉意。他用小刀挑开火漆，抽出里面的信纸，上面的字迹潦草，显然是加急送出的。只扫了两眼，他眉头便拧成了疙瘩，把信纸往案上一扔：“永历帝被孙可望、李定国二人接入营中，封孙可望为平东王，李定国为安西王？孙可望还想借着这名号号令西南？”
张明辉垂着手，眼角的余光瞥见信上的字：“据眼线报，孙可望已用永历帝名义发了二十多道诏令，云南土司献了五千土司兵，四川旧将吴之茂也派儿子吴新雄带两千兵马前去听命，连前明兵部尚书堵胤锡都跑去投奔了。咱们是不是让第五师打过去，灭了他们？”
李明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的石榴树开得正艳，火红的花瓣落在青石板上，像一滴滴凝固的血。他沉默片刻，突然摇头：“动不得。”
“都督？”张明辉有些诧异。以眼下第五师的战力，进兵西南并非难事。
“北边清军才是心腹大患。”李明回身指向地图上的淮河一线，那里密密麻麻标着清军的动向——多铎在济南整兵，谭泰的正黄旗已抵泰安，吴三桂入川后正与李国英合兵，显然在图谋川南。“现在跟孙可望、李定国死磕，等于给清军可乘之机。等北伐成功，收拾西南不过是翻掌之事。”
他抓起案上的令箭，目光锐利如刀：“传我令，第五师孙德胜部即刻移驻梧州，沿浔江构筑三道防线，师属炮营架在白云山，绝不能让西南兵马踏进广西一步。告诉他，防线丢一寸，提头来见。”
张明辉接住令箭，铁掌靴在地上磕出脆响：“属下遵命！”
“纪伯长的第四师，回防湖广。”李明又扔出一支令箭，“驻守岳州、常德，把武昌兵工厂新造的后膛炮拉过去，沿江筑炮台。既要防清军南下，也要盯着西南的动静。”
两支令箭发出去，他的目光落在长江北岸：“守江必守淮，这话不能忘。”他拿起第三支令箭，“王广宇的第一师，即刻渡江北上，进驻扬州。沿高邮湖、宝应湖挖壕沟、筑堡垒，把淮安、海州的明军各部都编进来，他们虽然打不了硬仗，但放在前线挖掘壕沟、后方押运粮草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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