铡刀做好了，就差审问案犯、定罪行刑了。
正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乐侯爷想在自己有限的为官任职期间内，成就自己“乐青天”的美名，然而这个愿景很美好，但现实对于乐侯爷来说却是残酷的，因为北宋有一套十分完善的制度，名唤“临刑关怀”制度。
北宋真宗、仁宗年间常州有位官员名唤宋玘，在常州曾做过十年推官，每次有死刑犯即将处决，宋玘必拿着判决书告诉囚犯：“尔罪应死，尽召家人，使之相见。”还给死囚安排了比较丰盛的最后一餐。
史书记载，临刑之际，“囚皆叩颡感泣”。待犯人伏法后，宋玘又替他们请来僧人“诵经忏罪”。常州的死囚都很感念宋玘的恩德，对宋玘说，“若勿化有知，当为宋府君作狗马偿厚德。”
不止是在宋代，这位名为宋玘的推官，放在当世来说也是一位很有同情心的法官。而事实上宋玘所执行的，并不是他本人的独创，而正是前文书所说的“临刑关怀”制度。
根据宋朝的立法，这套“临刑关怀”制度包括七个层面：一，死囚被处决之前，“仍先给酒食”，允许犯人的最后一餐吃好喝好；二，“听亲戚辞诀”，犯人享有在临刑前会见亲人、进行人生告别的权利；
三，“示以犯状”，即当众宣读犯人的罪状、判决、断由（法律依据），不搞秘密宣判；四，“不得掩塞其口”，即禁止用东西塞住临刑死囚之口，要允许他说话；五、若死囚“翻异（翻供喊冤），或其家属称冤”，必须中止行刑程序，快马“递申提点刑狱司审察”（《元丰令》）。
六，死囚一般在未申时分（黄昏）行决，“经宿乃许收瘗”，尸首第二天由亲属领回收葬，官府不得阻挠；七、没有亲属、家人的死囚，由官府给予体面的安葬，“诸囚死，无亲戚者，皆给棺，于官地内权殡，其棺并用官物造给，置砖铭于圹内，立牌于上，书其姓名”（《天圣令》）。
为然，宋玘的做法更加周全、更为人性化，不但提醒死囚“尽召家人，使之相见”，还请了僧人来替被处死的犯人念经超度，这种指向终极关怀的“临刑关怀”精神，比之今日西方社会允许神父进入监狱为死刑犯祷告的人道主义做法，毫不逊色。所以，我们不必奇怪为什么众死囚要对宋玘“叩颡感泣”，甘愿来生“作狗马偿厚德”。
不得不提一句，这位宋玘虽然在宋史上并不显目，但其的两个儿子在北宋却是闻名非常，其的一个儿子名唤宋庠，曾做过北宋宰相，更是连中三元”（乡试、会试、殿试均第一）之人，其弟宋祁亦非凡人，曾官至工部尚书，更与欧阳修等合修《新唐书》，而且《新唐书》大部份为宋祁所作，而宋祁更是以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令同僚惊艳而唤之为“红杏尚书”。
宋庠、宋祁二人还有桩趣事，北宋天圣二年，宋祁与其兄宋庠同举进士，礼部本拟定宋祁第一，宋庠第三，但是章献皇后觉得不能弟弟不能排在哥哥的前面，于是定宋庠为头名状元，而把宋祁放在第十位，人称“二宋”，以大小区别，所以又有“双状元”之称。
当然宋代死囚的“临刑关怀”制度，并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华夏的优良法制传统。至迟在唐代，政府已经立法确立了“临刑关怀”制度。《唐令·狱官令》规定：“诸大辟罪，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日未后（即黄昏）行刑”；“决之经宿，所司即为埋瘗，若有亲故，亦任收葬”；“诸囚死，无亲戚者，官给棺，于官地埋瘗，置砖铭于圹内，立牌于冢上，书其姓名”。
后五代纷乱，诸道州府刑杀罪人，完全己不遵守唐律，随意抛弃或是任意残害损毁尸洌。后唐的法官张仁彖不忍看到死刑犯被抛尸荒野，建议政府沿用唐令中的“临刑关怀”原则。朝廷“从之”。
宋朝建立后，将唐代的“临刑关怀”制度继承了下来，并把它发展得更加完备，比如立法强调“不得窒塞（死囚）口耳，蒙蔽面目”，这等于从法律上保障了死刑犯“临刑称冤”的权利。
唐代时，武则天夺以李唐江山自立武周后，严刑酷法，肆意屠害唐之忠臣，防人口甚于防川，曾将犯人封口处决，破坏了“临刑称冤”之制，宋朝的立法，是对武则天败坏法制的拨
乱反正。
大宋“临刑关怀”的背后，蕴藏着华夏古老的“恤刑慎杀”司法理念。乐天想要博取“青天”的清名，还是要有些难度的，甚至因为自己造了这三口铡刀，一个不小心就会如唐朝周兴、来俊臣那般，落得一个“酷吏”的声名。
周兴、来俊臣被称为酷吏那是名至实归，而自己若是落得这个称号，可就真是被冤枉的够可以了。
而且乐天翻阅大理寺历年的卷宗案件，发现宋代几乎每年都会判处二三千名犯了死罪的犯人死刑，但这些死刑犯往往会因为大赦或是其它原因，大多数最后都获得了减刑，没有被执行死刑。实际上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每年不到一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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