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得根据他的见闻，写出一篇稿子发往法国本部。
《名片》。
还传真了一张照片，正是小摊贩举着余切盗版书的样子。
法国人也讲究个审稿，记者需要说明自己的新闻为何重要。
查得写道：
“在王府井的街道有一个叫亨利的美国白人，我和他关系很好。”
“他是可口可乐驻华总经理，单枪匹马卖出了中国第一瓶可口可乐，他兴奋的说中国人以后会喝十亿瓶可乐，当然没有人相信他……”
“接着，有一天一个美国记者在八达岭长城旅游时，惊讶的发现一个小男孩买了一瓶可口可乐。”
“在八达岭长城，在一个中国小男孩手上。他就像一个西方人那样用吸管吸可乐。”
“那个记者就意识到一种巨大而无声的变化已经发生了，随即创作出那张照片！而我发现的并不逊色于那位记者。”
此时，本部的编辑们再看查得拍摄的这一张照片，顿时明白了他的深意。
这是一个镜像式的新闻瞬间。
前者是世界之于中国，而后者是中国之于世界。
《巴黎竞赛画报》认可了查得的说辞。这篇报道之后发表在刊物当中，果然引发一时轰动。后来还拿了法国本地的新闻奖项。
这是查得几年来最为出色的新闻。
上一次查得在法国新闻界博得这样的荣誉，还得是在跟随总统出访的时候。
但查得还不满足，他像《时代周刊》的刘祥成一样，想要长期驻扎在中国，拍摄这一系列的新闻瞬间。
报社对查得的做法感到不解。
“你每年要来中国两次，整个报社没有人比你来的频繁。你还要继续辛勤的工作，你已经活得不像一个法国人了！”
查得回忆起自己曾经发生过的新闻失误：
“新闻业讲究证据。没有证据，就没有故事。当年我随德斯坦总统访问时，曾经就核电项目和中国人交流过……我没想到竟然能得到真诚的回复。但在那么关键的时候，我却没有带一个录音笔……最后我白白错失了这个大新闻，总统也感到不快，这是我一生的耻辱。”
巴黎本部的编辑看到查得的话，只好批准他长期驻扎在中国。
查得因此成为全法国第一个完全住在中国的记者。
1987年，作家们的稿酬也有大幅度增长。拿版税的好日子快来了。
余华和管谟业仍然在小单间过着，各自都存了一笔钱。余桦和那位“女同学”谈起了恋爱，很快已经到谈婚论嫁的情况。
余桦是非她不可，而女同学也觉得余桦才华横溢。
女同学是余切的书迷，但并不是个痴人。她爱上了余桦，并且说：“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懂余切了。”
余桦道：“我并不是最懂余切的人。最懂余切的人在另一个地方。”
“谁？”
女同学道。
余桦说：“我隔壁那个人。”
“哈切！”
隔壁的管谟业打了个哈切。
他的《红高粱》被西影厂看上，准备拍摄电影。虽然导演是个初出茅庐的张一谋，但演员却很有名气。请来了曾在《小鞋子》演过戏的姜纹。
然后管谟业拿了多少钱呢？
这片子有三位编剧，总共四千块钱。管谟业作为原作者一共就拿了八百块钱。
然而，听到能拿八百块钱的那天晚上，他还是激动得颤抖了。这相当于一个城镇工人一整年的收入。
余切“两美元一个字”的事迹曾震撼文坛，但他已跳出三界五行之外，他不应该参与到作家的稿酬排名榜上。
八百块钱！管谟业只需要挂个名字，去个片场就够了。
写太赚钱了！
为了彻底还原《红高粱》中高密东北乡的场景，这个剧组现在啥也没干，而是在鲁省找了块100亩地来种高粱。导演张一谋整天研究如何施肥、浇水，跟一个农民一样。
“我发觉我拍戏有个爱好，拍什么，我就造什么。”张一谋看剧本，一边说。
这种导演最后能拍个好片子吗？
管谟业很怀疑。一月末，他作为编剧参加了剧组对女演员的试戏，前前后后忙活很久，最后选了一个叫巩莉的女演员。
剧组当然要搞个聚餐，认识彼此。由于当时的大新闻是余切和诺奖学者回国，聚会上众人都开始谈论起这件事情。
诺贝尔奖对中国人来说仍然是遥远而神秘的。
“你知道现在卖的最好的片子是什么吗？余先生的纪录片。”张一谋道。
“卖了多少钱？”巩莉问。
张一谋伸出六个手指头。众人都以为他要说六万块钱人民币。
结果张一谋小声说：“六位数，美元。”
这下吃羊肉汤的劲儿都没了，空气仿佛被抽干了一样。众人一时语塞，随后起此彼伏的赞叹起来。
“余先生太厉害了！”
“六位数？不可能是刚好十万美金吧，这是把全世界各地都算上了？那得十好几万，甚至几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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