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邑的陷落与高满政的殉国，如同一声沉重的警钟，在长安宫阙间久久回荡。它不仅仅是一座边城的失守，更是对大唐帝国北疆防御体系脆弱性的无情揭露。粮饷转运的艰难、大军远征的耗费、边境长期驻守的消耗，如同一根根绞索，勒在朝廷的财政与后勤咽喉之上。当突厥的威胁成为常态，如何以更稳固、更经济的方式支撑漫长的防线，成为了摆在帝国决策者面前的一道急迫难题。
武德六年冬，长安，两仪殿。
殿内炉火驱散了窗外的寒意，却驱不散君臣眉宇间的凝重。北疆的战报、户部的钱粮奏销、并州等地的催粮文书，堆叠在李渊的御案之上。突厥骑兵飘忽不定，动辄数万南下，唐军若处处设防则兵力分散，若集中机动则后方空虚，更兼千里运粮，十成耗其六七，民生疲敝，国库日蹙。
就在这一片焦虑的氛围中，一份来自北疆的奏表，提出了一个看似“老调重弹”却直指要害的建议。上表者是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他是已故名将窦抗之子，出身关陇军事贵族，并非只会纸上谈兵的书生，而是常年协助并州大总管处理军务，对前线粮秣转运之艰有着切肤之痛的实干之才。
他的奏表核心明确：请在太原周边及并州边境要害之地，大规模推行军屯。
“陛下，诸公，”在随后被紧急召入长安的御前会议上，窦静面对皇帝李渊以及重臣裴寂、萧瑀、封德彝等人，展开了他精心绘制的地图。他手指太原盆地及汾水、滹沱河谷地：“并州表里山河，然可耕之地亦复不少。以往战乱，多有荒废。若择其近水、易守之处，遣部分戍卒及招募流民，且耕且守。春种秋收，粮秣可就地取给，则省却关中、河东千里转输之劳，其费十去七八！士卒有田可依，安心戍边；流民得地耕种，化为编户。此乃强兵足食、实边固本之长策也！”
然而，他的建议立刻遭到了保守势力的质疑。裴寂首先发难，他抚着花白的胡须，摇头道：“窦长史之议，恐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兵者，专事攻守，岂能分心农亩？且征发民夫、调配耕牛种子、划分田亩、管理收成，琐碎无比，必然扰民。更恐戍卒屯田日久，心系收成，荒废操练，临敌则怯。此非增益边防，实乃自添烦扰！”
萧瑀也补充道：“屯田古虽有之，然多在内地安稳之处。今并州直面突厥，烽燧时惊。今日播种，明日虏至，岂非资敌？况大军调动，屯田点散布，难以兼顾保护，恐徒劳无功。”
面对这些质疑，窦静毫无怯色，他早已预料到此番阻力。他转向皇帝，言辞恳切而条理清晰：“陛下！裴公所言‘兵不兼事’，乃太平之时论。今突厥岁岁犯边，我朝与虏，已成长期相持之势。若一味依赖后方转运，则国力日削，终难持久。屯田非令全军皆农，乃是分番更替，以闲时之力，创长久之基。所谓‘扰民’，应看现下为运粮而征发的徭役，岂不更扰民？至于惧敌破坏，正因如此，才需择险要、近城堡之地屯垦，并以部分兵力护卫，使敌不敢轻犯。此乃化被动防御为主动扎根，使边塞不再是消耗之地，而渐成自足之所！”
他顿了顿，声音更加坚定：“昔日汉武开河西，曹魏定淮南，莫不以屯田为根基。今我大唐欲北靖边患，若只知战时调兵，不知平时积谷，则永无宁日！臣在并州，亲眼见民夫辗转沟壑，车载之粮，途中耗半，士卒常有断炊之虞。长此以往，毋须突厥破城，我师自困矣！”
这场御前辩论异常激烈。封德彝起初也持怀疑态度，但在窦静列举的具体数据（如从太原运粮至雁门的具体损耗、并州现有荒田估算）和层层推进的逻辑面前，逐渐无言。裴寂、萧瑀虽位高权重，但其“扰民”、“资敌”的论点更多是基于一种对变革本能的抵触和对前线实际情况的隔膜，在窦静结合实地经验的务实分析下，显得空洞乏力。
李渊高坐御榻，静静听着双方的争论。马邑惨败的教训犹在眼前，后勤的噩梦挥之不去。他内心深处明白，窦静所指出的，正是帝国北疆战略的一块致命短板。看着这位年轻官员虽面庞因激动而泛红，但眼神清澈、论证扎实，李渊心中天平已然倾斜。
“好了。”李渊终于开口，殿内顿时安静，“窦静所奏，非为虚言。边患不息，转运维艰，朕亦深忧。屯田之议，虽有繁琐，然实为固本之谋。裴监、萧公所虑，亦是为国，然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窦静！”
“臣在！”
“朕准你所奏！即日起，由你总领并州屯田事宜，授检校并州大总管衔，以便行事。务必详定章程，择地先行试办，以观成效。所需耕牛、种子、农具，由朝廷及并州府库协调支应。首要之务，是安定军心，不得强扰百姓。”
“臣领旨！必竭尽全力，不负陛下重托！”窦静激动拜谢。
这场辩论，以实干派官员的务实精神战胜了中枢重臣的惯性思维而告终。窦静雷厉风行，返回并州后，立刻在太原以北、雁门关以南的滹沱河谷等地，选择地势较平、有险可依的处所，设立屯营。他采用军队分番耕作、招募流民附屯的方式，第一年便开垦出大量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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