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四个带着伤，有两个连枪都快拿不稳了。
四个伤员中，最严重的是三班的赵铁柱。他的左肩胛骨在三天前的一次遭遇战中被弹片削掉了一块，团部的卫生员用碘酒冲洗了伤口，缝了七针，但针脚粗糙得像是在缝麻袋，伤口周围已经开始发炎化脓，肿得老高，一碰就疼得人直抽冷子。他把左胳膊用一条脏兮兮的绑腿布吊在脖子上，只靠右手单臂端枪。即便如此，他那条右臂也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持续的低烧和感染正在一点一点地消耗他体内最后那点储备。
另一个伤员是二班的刘三，一个瘦小精干的湖南兵。他的右脚掌前天行军时被一根钉在木板上的铁钉刺穿，整只脚肿得像个发面馒头，塞进布鞋里都塞不进去，只能用破布裹着，一瘸一拐地走路。每踩一步地面，那根铁钉留下的伤口就会渗出一股带着铁锈味的脓血，把裹脚布浸染成一片暗红色的湿地图。
还有两个——一个左手虎口被步枪后坐力震裂了旧伤，握不住前护木，射击时整条胳膊都在打摆子；另一个后脑勺被碎石砸了一下，虽然没有失去意识，但头晕目眩得厉害，蹲在那里不敢站起来，一站就天旋地转想吐。
那两个连枪都快拿不稳的，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弩之末。一个是四十三岁的老兵王老七，从前年参军到现在就没好好吃过一顿饱饭，长期的营养不良让他的身体瘦弱到了极点——一米七的个子，体重不到一百斤，两条胳膊细得像麻秆，手腕上的骨头一根根凸出来，仿佛随时会从皮肤下面刺穿出去。他端枪的时候，那杆九斤重的三八大盖在他手里晃得像一根被风吹动的竹竿。另一个更年轻一些，是刚入伍三个月的新兵蛋子孙小山，十六岁，个头还没长开，连脸上的绒毛都没褪干净。他的体力倒还行，但他从来没有打过真正的仗——入伍后只在训练场上打过十五发子弹，连活人靶子都没见过，此刻整个人吓得脸色煞白，抱着枪蹲在石头后面，牙齿磕得咯咯响，怎么也止不住。
子弹加起来也就三百来发。
苏勇在脑子里把弹药数字又过了一遍。步枪弹大约两百四十发，分散在十一杆步枪的弹药袋和弹夹里，平均每杆枪分不到二十二发。歪把子机枪有两个完整的三十发弹匣，另外还有大半个弹匣零散装着的十九发，一共七十九发。加在一起三百一十九发，凑个整数说三百来发并不夸张。
手雷八颗。
一挺歪把子。
两把王八盒子——一把是苏勇自己的，驳壳枪，枪管已经打得有些偏了，五十米外的精度基本靠蒙；另一把是张大彪的战利品，一把南部十四式手枪，从上次伏击中从一个鬼子曹长的尸体上缴获的，弹匣里只剩三发子弹。
就这点家当，要挡住八百个鬼子。
八百个——满编的渡辺大队，四个步兵中队加一个机枪中队加一个炮兵小队加大队直属的通讯、工兵和辎重分队。步枪、轻机枪、重机枪、掷弹筒、步兵炮，弹药充足，兵员精壮，每个士兵都是服役两年以上的老兵，战斗素养在整个华北方面军中都算得上一流。
十三个人对八百个人。
三百发子弹对几万发子弹。
八颗手雷对几百发炮弹。
搁谁看都是个死局。
谁来看，都是一道算不出解的数学题。兵力比一比六十，火力差距更是天壤之别。任何一本步兵操典、任何一个军校教官、任何一个有基本军事常识的人，都会告诉你：这种仗没法打。撤退是唯一合理的选择。不撤，就是送死。不是英勇，是愚蠢。
但苏勇不能撤。
他身后十七里地外，是独立团的团部和三千多号弟兄。周大牛带着情报正在往团部赶，跑得最快也要到天亮才能到。如果他撤了，如果他让出这条沟，渡辺大队就能在天亮前穿插到独立团的侧后方，和正面的中村大队形成合围。到那时候，死的就不是十三个人，而是三千多个。
三千多个。
三千多张脸。三千多条命。三千多个家庭。
苏勇没有犹豫的资格。
但苏勇的嘴角却微微上扬了一下。
那个弧度很小，小到如果不是火把的光恰好照在他脸上，旁边的人根本不会注意到。那不是一个快乐的笑，也不是一个苦涩的笑，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完整的笑容——只是嘴角肌肉的一次微小的、几乎是无意识的抽动，就像一个下棋的人在一盘几乎输定了的棋局中，突然发现了一步出乎意料的妙手。
因为他发现了一样东西。
地形。
他在被派来侦察的那天下午就注意到了。野狼沟，这个名字取得好——它真的像一条狼的喉咙。两侧崖壁陡峭如削，沟底狭窄如缝，最窄的地方只有两丈来宽。而更关键的是，沟口——鬼子车队必须经过的那个入口——恰好是整条沟里最窄的一段。两丈宽，四米出头，刚好够一辆军用卡车勉强通过，第二辆车想并排？没门。想超车？做梦。车队只能一辆接一辆地鱼贯而入，像一条长蛇钻进一个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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