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莫修没有让他们失望。
接下来的三天里，他和军医们几乎没有合过眼。
第一天，何莫修亲自配药，亲自注射。每一支青霉素从冷藏箱里取出来的时候，他都要对着光仔细看一遍药液的澄清度，确认没有浑浊、没有沉淀，才肯用。
军医老周看他这样，忍不住说：何先生，你这比咱们给首长看病还仔细。
何莫修头也没抬：首长只有一个，这药也只有这么多。浪费一支就少救一个人。
老周不说话了。
十二名重伤员，分布在三间窑洞里。何莫修挨个查看伤口，挨个评估感染程度，然后根据每个人的体重和伤情计算剂量。
他随身带着一个巴掌大的本子，每一针打下去，他都在本子上记下时间、剂量、伤员的体温、脉搏、伤口的颜色和气味。
字迹很小，写得密密麻麻。
护士小孙凑过去看了一眼，一个字都看不懂——全是英文缩写和化学符号。
何先生，你记这些干啥？
数据。何莫修把笔别回胸口的口袋里，这是第一批临床数据。以后扩大生产、调整配方，全靠这些。
小孙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她不知道的是，在何莫修穿越前的那个时代，青霉素的临床试验数据是写进教科书的。但那是弗洛里和钱恩的数据，是在牛津大学实验室里、在严格控制条件下做出来的。
而他现在的条件——
三间漏风的窑洞，几张缺了腿用砖头垫起来的木板床，消毒用的是反复煮过的粗布，注射器只有四支，用完了得拿开水煮半个小时才能再用。
就这条件，他得做出同样可靠的临床记录。
没有人比何莫修更清楚这有多难。
但也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有多重要。
这些数据，是比黄金更珍贵的东西。
第二天，变化开始出现了。
最先有反应的是三号床的小战士，姓刘，十九岁，左腿被弹片划开了一道口子，送来的时候伤口已经化脓，整条腿肿得跟冬瓜似的，高烧烧到四十度，人已经开始说胡话了。
老周原本已经在准备截肢的工具了。
何莫修拦住了他。
再等一天。
老周犹豫了一下，最终点了头。不是因为他相信这个药，而是因为他看到了何莫修眼睛里的东西。
那种笃定，不像是在赌博。
第二天早上，小刘的体温从四十度降到了三十八度五。
老周掀开纱布看了一眼伤口，愣住了。
脓液明显减少了。伤口边缘的红肿在消退。那种腐烂的恶臭也淡了不少。
这......老周抬起头，看着何莫修，嘴唇哆嗦了一下，这才一天？
何莫修没有回答，只是在本子上记下了新的数据。
但他握笔的手，微微抖了一下。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青霉素起效了。
在这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在这个连碘酒都要省着用的根据地，他做出来的青霉素，真的起效了。
到第二天下午，十二名重伤员中有八个人的体温开始下降。
到第三天，这个数字变成了十一个。
何莫修在这三天里只睡了不到四个小时，还是被苏勇派来的警卫员硬按在椅子上才眯了一会儿。其余时间他不是在配药，就是在查房，要么就蹲在窑洞角落里借着油灯的光整理数据。
军医们轮班休息，他不轮。
不是逞强。
是这批药的用法用量只有他最清楚，每个伤员的注射间隔和剂量调整都得他来把关。换了别人，他不放心。
到第五天，结果出来了。
第一批接受注射的十二名重伤员中，有十一人伤情明显好转。
三号床的小刘已经能坐起来喝粥了，左腿的肿胀消了大半，伤口开始长新肉。他拉着护士小孙的袖子问：姐，我这腿是不是保住了？
小孙眼眶红了一圈，使劲点头。
七号床的老赵，四十多岁的老兵，腹部被弹片穿透，送来时肠子都快烂了。现在伤口的感染已经完全控制住，虽然还不能下地，但精神头明显好了，还跟隔壁床的伤员吵了一架，争一个窝窝头。
能吵架了，就说明没事了。
九号床、十号床、十一号床......一个接一个地退烧，一个接一个地从死亡线上被拽了回来。
整个野战医院的气氛都变了。
之前那种压抑的、沉闷的、随时准备往外抬人的绝望感，一扫而空。
护士们走路都带风了。
军医老周这几天笑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你知道那个药多厉害吗？老赵那个伤，搁以前就是阎王爷点了名的，现在你看，活蹦乱跳的！
旁边的人提醒他：老周，老赵还躺着呢，蹦不了。
那是迟早的事！
但不是所有人都等到了那一天。
十二个人里，有一个没能救回来。
五号床。
一个姓张的战士，二十三岁，山东人。
他是最后一批送来的伤员，到医院的时候已经高烧五天了。弹片嵌在右肩里没取出来，伤口早就烂透了，感染已经扩散到了血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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