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挚友王巩，如今正在赶往自己的流放之地宾州（今广西宾阳县）的途中，这是件令苏轼最为歉疚之事。
苏轼知道，宾州古城，虽然是宾阳境域州、郡、县治地所在地，是宾阳建制伊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岭南的重要商埠。但是，也必定有南方特有的热蒸的瘴气，这是一位久居京师的北方人难以适应的地方。
因此，苏轼只有写信除了向老朋友王巩表达自己深深地歉意之外，还向王巩推荐了弟弟苏子由夜晚在肚脐与腹部进行气功的养生方法。如今的子由面色晴朗和润，目光炯炯有神大概就得益于此。
另外，苏轼还告诫王巩还要戒色并稍加节俭，在灾难中宜节俭并降低生活标准，以示自贬，这也是消灾得福的一个妙法。
元丰三年（1080）八月上旬，辩才、参寥两位道人自杭州过来看望苏轼时，将秦观游览杭州时所作的《题名记》带给了苏轼。
苏轼郑重地在秦观的《题名记》上作了跋文，在题跋中苏轼提到了他与长子苏迈泛舟赤壁之下的事情。
八月十二日，苏轼的乳母任氏病亡，这使得苏轼极为悲伤。
在苏轼的一生中，这位名字载入史册的乳母任采莲是位重要的人物，这也是任氏随苏轼宦海一生、辗转千里的终点。
中秋节时，苏辙次苏轼韵作了诗作，寄给了哥哥。
这些日子，苏辙由于病酒而肺疾复发，“寸田可治生，谁劝耕黄糯。（新法方田谓上腴为黄糯。）探怀得真药，不待君臣佐。初如雪花积，渐作樱珠大。隔墙闻三咽，隐隐如转磨。自兹失故疾，阳唱阴辄和。”（《次韵子由病酒肺疾发》）作为兄长，苏轼告之以详尽的修养练气之法。
闽人柳真齢（字安期），家藏有一铁拄杖，材质好像是楖栗木，牙节宛转天成，中空有簧，动辄微响。
老柳将此杖赠给了苏轼，并说该杖相传原为五代十国时期闽国开国国君、威武军节度使王潮的弟弟、“开闽三王”之一王审知（字信通，号详卿，号白马三郎）赠给钱鏐的礼物，后钱鏐转赠给了一位僧人，最后被自己偶然间得到的。
苏轼收到老柳转赠的铁拄杖后，自然是爱不释手，还专门作诗并序详细介绍了这件事情。
黄州州守为陈轼（字君式）将要离任，刚开始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人皆畏避，独陈君式愿与苏轼交往，且时刻与之忧患共担。
苏轼到黄州之后，因苏轼是犯官，不能住在官舍，还是在陈轼的安排之下，暂时寓居在黄州定慧院，随着僧人们一同饮食起居的。
现在，老陈要罢任黄州太守了，苏轼自然要与之好好地道一下别。于是，苏轼将汉代李陵赠苏武的诗作书写了一遍，赠给了这位顶头上司兼老朋友。
陈轼走后，由闽人徐大受以朝散郎接任，郓人孟震为倅。
这位徐大受，字君猷，东海建安（今福建南平建瓯）人，宋神宗熙宁进士，翰林学士，出身官宦世家，祖上皆为奉公守法的“循吏”。
徐君猷主政黄州期间，尽管苏轼身为犯官，但他不仅没有对苏轼另眼相看，反而因仰慕苏轼的才华，“相待如骨肉”，与苏轼亲密无间，感情至深。
在与苏轼相处的三年当中，徐君猷不像一位对苏轼负有监管责任的上司，倒像是一位热情待客的主人，每到节日的时候，他都要拎上酒陪苏轼一起过节。
轼在给友人徐得之的信中说道：（余）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
苏轼在黄州生活的四年多时间里，结识了许多朋友 ，其中就有三位“君太守”—— 陈君式、徐君猷、杨君素。这三位“君太守”，慰藉并温暖了苏轼的黄州岁月，使他由最初的惶恐纠结，逐渐变得豁达乐观，由意气风发转变为达观自适的状态。
纵观北宋官场的政治生态，宫廷里斗争激烈、尔虞我诈，地方上则山高皇帝远，相对心安、与世无争。
宋神宗有意宽释苏轼，陈君式、徐君猷、杨君素自然心领神会。
苏轼在《到黄州谢表》中，一再表示谢罪效忠，改过自新，再回朝廷，认罪态度好。三位“君太守”敬佩苏轼的人品，爱惜苏轼的才华，对苏轼格外善待与厚爱，特别是徐君猷，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了苏轼更多的关照，使苏轼产生浴火重生的勇气和力量。
黄州的好山好水、好人好物和躬耕劳作的生活，也医治了苏轼心灵的创伤。正因为如此，苏轼的谪居生活苦中有乐，黄州岁月变得色彩斑斓，所作的诗词，代表了北宋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
这是后话。
成都胜相院寺僧惟简打发其孙子悟清来到黄州，来向苏轼求撰《经藏记》。
起初苏轼本想暂时封笔，不想再因文字而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但禁不住惟简的来书叮咛，宝月大师惟简此前与苏轼一向是过往甚密，外加悟清的日夜缠磨，只得为之作了一篇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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