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凌晨三点十七分醒来的。
车厢里静得像是被抽走了声音，连空调的嗡鸣都消失了。头顶的日光灯光忽明忽暗，像一只垂死的眼睛在眨动。我揉了揉太阳穴，冷汗已经浸透了后背的衬衫。梦里的画面还在眼前晃荡——一张皱巴巴的车票，边缘染着暗红的血渍，上面印着“终点站：青松岭”，可那字迹，分明是用指甲一点点抠进去的。
我低头看手，掌心空空如也。但那种触感却真实得令人发毛：纸张的粗糙、血液的黏腻、还有那股铁锈般的腥味，顺着指尖往骨头里钻。
这趟夜班绿皮车，从A市开往B市，本该五小时抵达。可我已经坐了多久？七个小时？八个小时？手机信号格是空的，时间停在23:47，再没跳动过。窗外漆黑一片，不是夜晚的那种黑，而是像被浓墨泼过，连星光都吞没了。偶尔闪过一道模糊的树影，又迅速被拉成扭曲的线条，仿佛整列火车正穿行在某种不属于现实的隧道里。
我起身，想走动一下。脚步刚迈出去，就听见“啪”一声轻响。
脚边，静静躺着一张车票。
我蹲下身，手指颤抖着捡起它。泛黄的纸质，边角卷曲，右下角有一块深褐色的污渍——是血。干涸了很久的血。我翻过来，背面用歪斜的笔迹写着：“别下车，她还在找你。”
我的呼吸凝住了。
这不是我的车票。我的车票明明夹在钱包里，蓝色的，电子打印的，没有血迹，也没有这句话。可这张……这张就像是从某个旧案卷里撕下来的，带着腐朽的气息，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檀香味，像是从坟地里烧过的纸钱飘来的。
我猛地抬头，环顾四周。
车厢里的人不多。靠窗坐着个穿灰布衫的老太太，头低垂着，像是睡着了。对面是个戴鸭舌帽的男人，帽檐压得很低，手里攥着一本破旧的列车时刻表，一页页翻着，动作机械得不像活人。后排传来轻微的啜泣声，但我记得上车时，那里明明没人。
我退回座位，把车票塞进衣兜，心跳如鼓。
可不到十分钟，它又出现了。
这次是从我的袖口滑出来的，像被人悄悄塞进去的。同样的车票，同样的血迹，只是背面的字变了：“她在第三节车厢等你。”
我死死盯着那行字，喉咙发紧。
第三节车厢？这列火车只有五节车厢，我是坐在第四节。也就是说，要见“她”，就得穿过中间那一节——而那一节，从上车起，我就没见过任何人进出。乘务员说那里“检修”，门锁着。可现在，车顶的广播突然响了，沙哑得像老式录音机播放的磁带：
“下一站，青松岭。请前往青松岭的旅客做好准备。”
青松岭？可路线图上根本没有这一站。我查过无数次。A市到B市之间，只有七个经停站，全是城镇或工业区。青松岭，是个早已废弃的林场，二十年前发生过一场大火，烧死了十七个人，其中包括一整列误入支线的通勤列车乘客。
我猛地站起身，冲向车厢连接处。
门开了。
风灌进来，带着腐叶和焦木的味道。走廊比记忆中长得多，灯光昏黄，墙壁斑驳，像是几十年没修缮过。我一步步往前走，脚步声在空荡的金属通道里回荡，像有人在我身后跟着，却又始终不敢回头。
第二节车厢空无一人。
门锁着。
我推了推，纹丝不动。正要转身，门缝里忽然渗出一股暗红色的液体，缓缓在地面蔓延，像有生命般朝我脚边爬来。我踉跄后退，心脏几乎撞出胸腔。
就在这时，第三节车厢的门，“咔哒”一声，自己开了。
里面亮着灯。
灯光惨白，照出一排排老旧的木质座椅，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灰尘。唯独最靠窗的一个位置，干干净净，仿佛刚刚有人坐过。座位上放着一只褪色的红绒布书包，拉链半开，露出一角泛黄的照片。
我走过去，捡起照片。
是一个年轻女人，穿着八十年代的铁路制服，笑容温婉。可她的脸……我认得。
那是我母亲。
不，不可能。我母亲从未在铁路工作过。她一辈子是小学老师，病逝于我十岁那年。可这张脸，这张五官，分明就是她年轻时的模样，连左眉梢那颗小痣都一模一样。
我颤抖着翻过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1983年，青松岭线最后一班值乘。他们说我疯了，可我知道，车永远不会停。”
1983年？那年我还没出生。
我猛然想起什么，掏出那张带血的车票，再次翻看。日期栏原本空白的地方，此刻浮现出一行小字：“1983.10.17”。
正是母亲去世的日期。
可她不是病死的。她是失踪的。警方找了整整三个月，最后在城郊的铁轨旁找到她的一只鞋，其余踪迹全无。父亲从此闭口不谈，直到临终前才 whispered 一句：“她上了不该上的车。”
我瘫坐在那张干净的座椅上，冷汗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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