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默，街坊邻里都唤我一声“老陈”。这称呼听着苍老，可我不过四十出头。或许是因为常年开夜班公交，脸上总挂着倦意，眼神也像被夜雾浸透，沉得照不进光。我开的是317路，从城东客运站出发，穿城而过，终点是城西的归途站——一个荒得连路灯都懒得亮的地方。有人说，那站早该拆了，几十年没人下车，可线路图上它还挂着，像一根扎进记忆深处的锈钉。
那天夜里，雨下得不大，却密，像谁在天上撒了一把灰线，缠着车窗不放。我照例在终点站停好车，准备收工。手指刚碰到驾驶座下的工具箱，却摸到一本硬壳册子，边缘磨得发毛，封皮上几个字几乎被磨平，只依稀辨得“乘客登记簿”五个字。我心头一颤，这车是公司配的，三年前才上线，怎会有这种老物件？我把它抽出来，灰尘扑簌簌地落，像是从时间的缝隙里抖出来的。
翻开第一页，纸页泛黄，墨迹却清晰得刺眼：“1983年10月17日，乘客十三人，司机：陈国栋。”
我呼吸一滞。
陈国栋——是我父亲的名字。
父亲在我八岁那年死了，死于一场公交事故。那年10月17日，他驾驶的317路在归途站附近失控，冲下山崖，车上十三人无一生还。报纸上说，是刹车失灵。可母亲总在夜里喃喃：“他不该走那条路，那天本不该出车……”她从不让我碰父亲的遗物，连照片都被锁进柜子深处。我只知道，他死前开的，正是317路。
我颤抖着往下翻。第二页写着：“1993年10月17日，乘客十二人，目的地：归途站。”
第三页：“2003年10月17日，乘客十一人，全部于归途站下车。”
每一页，日期都是10月17日，人数逐年递减，却都标注“归途站”为终点。名字一串串列着，我一个都不认识。张桂芳、李文海、王小兰……像是从旧户籍册里抄来的，笔迹却出奇一致，像是同一个人写的。可最诡异的是，这些名字，我曾在某处见过——那是我整理母亲遗物时，在她床底翻出的一本烧了一角的日记里，潦草地记着：“1983年，他们不该上车……他们回不去了。”
我猛地合上登记簿，心跳如鼓。窗外雨声忽然停了，车内安静得能听见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可就在这死寂中，我听见后车厢传来“咯噔”一声，像是有人踩上了踏板。我猛地回头——空无一人。后视镜里，只有我苍白的脸，和一片漆黑的车厢。
我强迫自己再翻开登记簿。倒数第二页写着：“2013年10月17日，乘客一人，于归途站下车，未归。”
而最后一页，墨迹新鲜，像是昨夜才写下的：
“2023年10月17日，司机：陈默（老陈本名），乘客：？？？”
我浑身发冷。今天，正是2023年10月17日。
我猛地抬头看表，凌晨1点17分。车外不知何时起了一层薄雾，浓得化不开，像牛奶泼在玻璃上。我下意识去拧钥匙，想发动车子离开，可钥匙插进去，却纹丝不动。电门没反应，仪表盘全黑，仿佛整辆车被抽走了魂。我推门下车，脚踩在湿漉漉的地面上，雾气立刻裹住我的脚踝，凉得像有人从地底伸出手。
归途站的站牌孤零零立着，铁皮锈得快散架，上面用红漆写着“终点站”三个字，字迹歪斜，像是被人用指甲抠出来的。我走近，发现站台长椅上坐着一个人影，背对着我，穿着老式公交制服，肩头湿漉漉的，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
“师傅？”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那人缓缓转过头——
是父亲。
他的脸浮肿发青，眼眶深陷，嘴角却挂着一丝笑，像在看一个久别重逢的孩子。他抬起手，指向登记簿，声音像是从井底传来：“你终于来了……他们等你很久了。”
“谁？”我后退一步，声音发抖。
“十三个。”他轻声说，“那天没下车的，都困在车上，回不了家。每十年，车会回来一次，接一个新司机，填一个空位。你母亲知道，所以她烧了日记，想瞒天过命……可命，是瞒不住的。”
我脑中轰然炸开。原来这车不是公司的，是“他们的”。317路早已不在运营名单上，可每到10月17日，它就会自己出现在调度站，油满，门开，等一个姓陈的司机。
“那乘客是谁？”我嘶哑地问。
父亲没回答，只是抬手指向雾中。
我顺着望去——雾气缓缓分开，十三个模糊的人影正从四面八方走来。他们穿着八十年代的衣服，脸色灰白，脚步轻得没有声音。他们一个接一个，沉默地登上车，坐在固定的位置上，仿佛演练过千百遍。最后一个人，是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她抬头看我，眼睛黑得不见底：“叔叔，你带我们回家吗？”
我瘫坐在驾驶座上，冷汗浸透后背。登记簿摊在腿上，最后一页的“乘客：？？？”突然渗出血一般的红墨水，缓缓填成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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