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天理，灭人欲”，最早出自西汉戴圣编录的礼记中的“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到了朱熹及理学家手中就成了“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倡导公利、反对私利，讲求“去私立公”。
而顾的讲法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私的合理性，这是有历史背景的。
顾讲“先义后利”中的这个“义”和理学的“义”是不同的，顾的“义”就在林家小姐的回答中，“义”是关乎天下国家的大义，而宋明理学强调“义”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主张道义至上。
道德重要吗，卫恙认为是重要的，但道德不能拿来吃饭，不能用来打仗，不能抵抗外辱，在明末道德就是空谈，空谈害了天下，导致了亡天下。
而这样的认知不是在崇祯皇帝死后就有的，而是在南明朝廷灭了之后才有的。
要知道南明朝廷可不在那几个小皇帝手中。
由于自幼志向的缘故，卫恙对兵事兴趣颇大，师从黄学后，对兵事的了解只增不减，如果不是母亲意外病逝，现在他应该是兵部的官员了。
而在为母守孝期间，治学的同时，通过对明末战事的了解对这一层有了更深的体会。
如今天下士人只谈太祖治蜀八年才有了后来的救天下，但不谈太祖是怎么治的，难道出身草莽的太祖和一帮起先只会打家劫舍、破城掠地的贼寇比久读诗书、科举入仕的南明士大夫们还会治理天下吗？
成书于天佑初年的《西南纪事》中写初代缮国公感概闯王之败，于是在太祖坐拥西南之后献策，对蜀中以及治下的半个湖广施行了屠杀，所谓“必先使其乱，而后使其治”，杀的不是别人，正是西南士族和旧有归附之官吏，尽收其田地财帛，施行军屯，分军士以土地。
这件事情的发生导致原本想要招安太祖的南明朝廷立马召回了前往招抚的官员，要知道当时人已经坐船到了荆州府了。
后来南明灭亡，太祖苦战湖广期间，天下志士深感天下危亡，才有了顾炎武和他先师黄公等人之反思。
等到太祖收复江南，欲以施行其先颁布的政令，抄没江南有罪士族、地主的田地财帛，分赏有功将士。
当时帐下的幕僚文士多有劝阻，太祖说吾以信义得江南，而今得之，必践旧言，以赏诸将士，是谓生亦赏，死亦赏，死生不负人之信也。
初代齐国公讲得更为赤裸，说他帐下五万军士只识田地财帛，无赏则无战。
出于亡天下的反思和当时太祖救天下的措施影响，才有了本朝初年对理学的反思驳斥。
在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下，顾提倡“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又讲“利国富民”，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承认民众追求利益是正当的，对国家财富也是有益的，乃是人之私情，另一方面通过对江南商业活动的考察，对追求正当的商业利益持积极态度；
他的先师黄公则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认为“义”蕴含“利”，主张义利统一，提出“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在“私”上讲“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这也是认可“私”的合理性，并且更为直接，认为人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
再往深点，就在《原君》里讲到了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
北地颜元同样认为义利统一，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并以此为前提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利义统一理念，这句话是说追求利益是人的本能特征，道德不是空话，而是存在于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中，正谋便谋利，明道便计功。
而且由于出身北地的关系，提倡“习动”、“实学”、“习行”、“致用”几个方面并重，主张培养文武兼备、经世致用的人才，对宋明理学所提倡的穷理居敬、静坐冥想进行了猛烈抨击。
尽管三公的主张各有细微差异，但在义利上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强调利的实用性，肯定了人之私欲的合理。
在国朝初年经世学派得到重用，思潮起伏，理念传播到了九州万方，但到了天佑后期，宋明理学卷土重来，以方苞为代表的文人得到朝廷的重用，经世学派在朝堂上有了衰败的迹象。
所以卫恙对这位林家小姐的回答是很意外而又有所亲近的。
意外在这位侯门千金没有拘泥于传统的理学观念，这与他嘉祥末年在帝都居住时所感受到的勋贵人家的氛围是不同的；
不过他又想到这位小姐的父亲是顾学门徒，受其父影响也是情有可原，也因此对这位小姐有了亲近之感，毕竟双方也可以算作同一杆旗帜下的同袍了，按军中的说法。
同时他意识到他不能把他原先准备讲的东西讲给这位侯门千金了，这有伤他当初从师黄学的初衷。正因为这位林家姑娘在理念上同他们相契，他的理念才不能讲给她听，那些是给在翰林院学士中有诡辩之称的贾琏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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