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笑着摇了摇头，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喊了一声：
“三年后！面！”
张卫国举起手，晃了晃。
天宝八载。长安，西市面摊。
三年过去了。
张卫国在西市找了个固定的活儿，给一家面摊修桌椅板凳，顺便帮忙搬搬抬抬。
面摊老板姓周，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大婶，嗓门大，心肠好，管张卫国一天两顿饭。
“老张，”
周大婶一边下面一边说，
“你天天往街口看，等谁呢？”
“等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考进士的。”
“你儿子？”
“不是。”
“亲戚？”
“也不是。”
周大婶翻了翻白眼，把面捞进碗里，浇上卤子，往桌上一顿。
“那等什么等？他认识你？”
“认识。”
“那他知道你在这儿？”
“不知道。”
周大婶又翻了翻白眼。
“那你等个屁。”
张卫国没接话。
他坐在面摊的条凳上，看着街口。长安的春天，风很大，吹得街上的旗子哗哗响。
卖花的、卖饼的、卖胭脂水粉的，人来人往。
太阳从东边升到头顶，又从头顶落到西边。
放榜的日子过了三天了。
张卫国每天坐在面摊上，从早坐到晚，看着街口。
第四天，那个人来了。
穿着青色的袍子，不是以前那件了，是一件新的，但料子不好，洗了两水就发白了。
头发束得整整齐齐，胡子修过了，下巴干干净净。
瘦，比以前还瘦，但腰挺得直直的。
他站在街口，往两边看了看，看见面摊，看见张卫国，笑了。
笑得很慢。先是嘴角动了一下，然后眼睛亮了一下，然后整张脸都亮了起来，像一盏灯被点着了。
张卫国站起来。
杜甫走过来，走到面摊前，坐下来。
“张叔。”
“中了？”
杜甫从袖子里摸出一张纸，放在桌上。
张卫国低头看。纸上的字他大部分不认识，但他看见了两个，进士。
“中了。”
杜甫说，声音很平静，但手在抖。
周大婶凑过来看了一眼，又看了看杜甫，又看了看张卫国。
“你等的就是他？”
“嗯。”
“中了？”
“中了。”
周大婶一把抓起桌上的纸，颠来倒去看了两遍，然后一巴掌拍在桌上，震得碗都跳起来了。
“好！今天这碗面，我请了！”
她转身就去下面，动作比平时快了一倍。
张卫国坐下来，看着杜甫。
“等了十二年。”他说。
“十二年。”杜甫点了点头。
“值不值？”
杜甫想了想，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看着远处城墙上的天，看着桌上那张写了“进士”两个字的纸。
“值。”他说。
周大婶端了两碗面过来，往桌上一顿。面汤溅出来，烫得她直甩手，但她笑着，脸上的肉挤在一起，像个发面馒头。
“吃！不够再煮！”
张卫国拿起筷子，挑了一筷子面，吹了吹，吃了。
杜甫也拿起筷子，吃了。
两个人蹲在面摊的条凳上，不是蹲，是坐着，但他们坐的姿势像蹲，弓着背，低着头，呼噜呼噜吃面。
吃完，杜甫放下碗，从袖子里摸出几个铜板，放在桌上。
“说好的，我请。”张卫国把铜板推回去。
“我有钱了。”杜甫又推回来，
“进士及第，朝廷有补贴。”
“那也不是你的钱。”
“怎么不是我的？”
“朝廷的，朝廷的钱，随时能收回去。”
杜甫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张叔，你这个人，永远不让人高兴超过三秒钟。”
张卫国把铜板收起来，放进怀里。铜板贴着胸口，和那三个老铜板挨在一起，碰了一下，发出一声很轻的响。
叮。
“走吧，”张卫国站起来，“请你去喝碗酒。”
“不是吃面吗？”
“面是面的，酒是酒的。”
两个人并肩走在长安街上。太阳快落山了，西边的天烧成一片红色，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张卫国的工具箱扛在肩上，一下一下晃。
杜甫的袖子被风吹起来，鼓鼓的，像一面帆。
“张叔。”
“嗯。”
“我以后可能不在长安了。”
“去哪儿？”
“不知道。朝廷分配，可能去外地，可能留在京城。”
“外地好。京城太挤。”
杜甫看了他一眼。
“你不想我留在长安？”
“我想不想有什么用？你该去哪儿去哪儿。”
杜甫沉默了一会儿。
他们走过一座桥，桥下的水很清，映着天上的红云。
杜甫停下来，扶着桥栏杆，看着水里自己的倒影。
“张叔，你说，我以后能写出好诗吗？”
“你以前写的那些呢？”
“以前写的……不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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