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在种谔离世的这年四月，北宋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星辰也紧跟着黯然坠落，此人便是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
恕我直言，如果要拿政治上的成就和作为来说，曾巩应该在唐宋八大家里面排名倒数第二，排末尾的自然毫无悬念的应该是苏老爹。但是，因为有两个儿子的加持，苏老爹的名气其实还要比曾巩更大一些，也就是说这个曾巩应该是八大家里最没有存在感的那一位。现实也正是如此，如果有人提问曾巩的代表作是什么，这个问题估计鲜有人能答得上来，但曾巩之才就如苏洵那般全是实实在在的干货，而且是实用性很强的干货。用今天的话来说，曾巩是实力派，而王安石、苏轼则是实力和偶像派兼顾。
我们这里要弄明白的一点是所谓的“唐宋八大家”指的是什么？这个说法被后世广为流传是源于明代文学家茅坤所编撰的一本名为《八大家文钞》的散文集，这里面的散文全部出自我们如今所熟知的唐宋八大家之手。换言之，这八个人其实不是什么网红诗人或词人，也不是什么网红书法家或书画家，而是以文章见长的散文家。如此一来，这就成了一个集专业性和学术性很强的话题，作为实力派的曾巩在这方面的造诣绝对不输于其他七人，而他之所以没能在后世名满天下只是因为他没有那件网红的外衣。
在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和条件下，要想成为名噪一时的网红必须像苏轼那样才艺双绝，要么就得像王安石那样不但胸怀大才而且还是当朝的顶级高官，或者如韩愈、欧阳修那样善于制造热门和劲爆的话题总是行走在时代顶流的潮头，可曾巩在这方面偏偏是一个性格内敛锋芒尽藏的人。
客观地说，曾巩也确实不善于诗词，也不像苏轼那样精于书笔字画，更不如王安石那般深于经义。作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古文运动旗手，曾巩的散文（记事、策论、杂谈）水平虽然在当时的文学界可谓行中翘楚，但散文写得再好也不如苏、王二人的诗词那般朗朗上口且人人争相传唱，也比不了书法字画那般让人流连于双目所及继而渐忘这世事无常，曾巩的大名和才华只能在学术界才得以闪耀。既然选择安心做一个低调的学术界扛把子，这也就注定了曾巩只能名噪于当世却无法如苏轼和王安石这般名动千秋。
说一个不算太冷的冷知识。唐宋八大家里的宋六家三人来自四川，而另外三人则全部出自江西，这三人当中的曾巩和王安石更是江西抚州的同乡。不过，曾巩和王安石的人生命运和轨迹却是截然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曾巩的家庭环境。
王安石二十出头便高中进士榜第四名，但只比他年长三岁的曾巩直到年近不惑之年才与苏氏兄弟同科中榜。曾巩屡试不第的原因就在于其不善诗词和应举时文，而在他二十八岁那年由于父亲的去世又让他不得不担负起支撑整个家庭的重担，要知道曾巩此时可是还有一个继母、四个弟弟和九个妹妹需要他照养。搁在如今这足以让一个不满三十的人瞬间感到崩溃，可曾巩毅然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他这一扛可就扛了长达十年的时间。这十年里曾巩并未就此在世俗的蝇营狗苟中沉沦，他一面赚钱养家一面亲自教导弟妹的学习，他自己也在文学造诣上日益精进。
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有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虽然是刘禹锡在抒发他自己的心境和际遇，但我觉得这些话用在返乡养家的曾巩身上也是非常贴切。曾巩这时候虽然身居“陋室”，但这陋室却是彩云环衬紫气萦绕。
之前的十年时间里曾巩一直都在京城师从欧阳修的门下，这也让本就年少成名的他在京城的文学界盛名日隆，甚至连范仲淹和杜衍这种当朝的两府大臣也因为文学而和他结成了忘年之交。老师是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朝副宰相和枢密使与自己还是文友，名动京师的国之英才王安石以及前宰相吕夷简的公子吕公着与自己更是无话不谈的挚友，拥有如此强大的人脉，以曾巩的才学他本可以经人举荐轻而易举地谋得一官半职，可他没有这样做，更耻于这样做，他才是那个时代里最为孟子所推崇的那种具有铮铮风骨的文人。
返乡之后的曾巩依然与京城的文化和政界名流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往来，作为大宋文化中心的开封虽然早已没有了曾巩的身影，可京城依然不断有他的传说。刘禹锡在被贬期间说自己“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其实多少有夸张的成分，但这话放在曾巩的身上却是恰如其分。简单说，曾巩把我们想象中的鸡飞狗跳活成了一份精致和从容，话虽如此，但这个中心酸与艰难唯有曾巩最有体会。
正所谓人红是非多，你曾巩不过就是一个连科考都过不了关且家里也无权无势的穷书生，而且你现在年过三十却连媳妇儿都还没娶，你凭什么就能谈笑有鸿儒且又往来无白丁？于是乎，有关曾巩的一些中伤和讹传就开始从京城向四面八方散播开来。没错，你没看错，这些中伤和流言是从京城里面传出来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京城里有人不希望曾巩有朝一日能够重返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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