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这么多，我们其实就想表述一个道理：要做事先成人，唯有强大自身才能直面前方的任何狂风暴雨。
诚然，我们的每一次成长都是在狂风暴雨过后的再一次站立中完成的，但只有当你站起来的时候才可谓之成长，如果你就此一蹶不振，那么你就是个失败者，而失败者能够得到的奖赏只能是痛苦和不幸。所谓百毒而不侵，它的前提条件就是百毒而不亡，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承受能力。正如我们在讲述太宗朝时所说的那样，胜不骄并不难，难的是败不馁，唯有败不馁才有资格成为王者。
神宗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他觉得此次西征宋朝一无所获反而损失惨重，但这其实有些太过片面和偏激了，神宗吃亏就在这上面。用句时髦的话来说，神宗的格局小了。如果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上来看待这次战争，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宋朝在这场战争中其实并非一无所获。
首先是军队的战斗力。种谔的无定河大捷、刘昌祚的磨脐隘之战以及李宪的无往而不胜都是在双方军力相等甚至宋军兵力弱于对方的情势下取得的，这就说明宋军的野战能力已经全面压倒了西夏。不同于雍熙北伐的是，宋军此次兵员的折损大部分都是因为饥饿和严寒造成的，换言之，倘若出兵的时机再合理一些以及战前的准备再充分一些，那么战争的结果定然不会如此，宋军完全可以做到稳操胜券。正如高遵裕在战后的检讨中所说的那样，五路大军只有他和刘昌祚到了灵州，倘若李宪、种谔和王中正能够与他二人会师定然可以不负圣意。
其次就是宋朝通过此次战争占据了西夏的大片土地。李宪的熙河军为国拓地百里直接将宋夏边境的西段推进至兰州和会州一线，宋朝的“兰会路”也由此而生。种谔的鄜延军虽然因为粮草不济而班师，但在此次战争中宋朝几乎将定难五州全部荡平，如果不是因为王中正和他的河东军太过拉胯，那么定难五州已然尽为宋朝所有。可惜的是，宋军因为粮草而撤军导致定难五州又重归西夏，但鄜延军却将米脂城以及横山上的义合、吴堡、塞门、浮图等军寨和要塞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如此宋军也就在横山上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基地，横山这一战略制高点再不是为西夏所独占。此外，宋朝在此次战争中还收降了西夏的数万帐部落属民。
再者就是此次战争对西夏所造成的破坏导致其国力大减且民生越发困弊。由于此次战争是由宋朝主动发起且战场都是在西夏境内，所以这战后的满目疮痍和残垣断壁都得由西夏来善后，这对本就因为宋朝的经济制裁而民生凋敝的西夏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在元佑年间重回京城并担任翰林学士兼知制诰的苏轼曾在他上呈的札子中对此有过详细的叙述：（元丰西征之后）夏人困折，亦几于亡。横山之地，沿边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余里。岁赐既罢，和市亦绝，虏中匹帛至五十余千，其余老弱转徙，牛羊堕坏，所失盖不可胜数。
简单点说就是，西夏在战后再不敢在边境数百里之地从事耕种，宋朝的贸易制裁导致其国内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而为了躲避战乱更是导致其民众辗转迁徙苦不堪言，各类牲口损失不可计数。试想辽国当年的南侵只是蹂躏河北一地都能让宋朝叫苦不迭大呼民不聊生，小小的西夏又岂能承受得住宋朝五十万人的一番蹂躏呢？
以上这些可能会被某些人认为是在自我安慰，但谁又能否认这些不是事实呢？如果都像神宗那样钻心眼子逮着灵州未破使劲地撕咬，那生活和人生还要不要继续下去了？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一直活在昨天的人永远都在虚度光阴蹉跎年华——在他本可大有作为的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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