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夏战争中，范仲淹是第一个发现这个弊端并随即着手对此进行改革的人。在他的主导下，当时鄜延路的一万八千名禁军被分成了六将（这个将是编制单位，类似于师团），每将三千人且每一将长期由固定的某个将领负责对其进行军事训练和作战指挥。王安石的”将兵法“正是以此为蓝本所制定出来的，只是他的变革对象不是某一支的地方军，而是全国的禁军。
将兵法首先将宋军的编制单位由四级改为了三级，此前的厢、军、营、都四级编制变为了将、部、队三级编制。考虑到宋朝禁军庞大的数量，这编制少了一级也就相应地减少了将官的名额，国家财政在这方面也就省了一大笔开支。改制之后，宋军总共被划分为九十二将（后来又有扩增），每将设正副指挥使一名。其中，在京畿之地以及地处宋辽边境的河北各处共设三十七将，负责防御西夏的陕西四路和河东路共设四十二将。同时，为了防止再出现侬智高叛乱以及交趾入侵的事件，宋朝另外还在东南六路共设十三将。
在此基础上，宋朝还对军队兵员进行了大规模的筛选和裁减。老弱病残一律予以淘汰和遣散，禁军当中身高不达标以及体能不合格者或是被降格为厢军和保甲，或是直接予以裁撤，而保甲当中的精壮人员则可以被选拔为禁军。当初文彦博为相时曾经在陕西各路也进行过类似的改革，但那一次的规模与王安石的这次改革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过此次的兵制改革和兵员精简，宋朝禁军的规模由改革之前的一百一十六万二千人缩减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也就是说这一次的精简共计裁掉了原有兵员的一半。对宋朝而言，这可不是一组简单的数字对比，这意味着宋朝一举摆脱了之前在每年的财政开支上显得举步维艰的军费问题。
困扰宋朝多年的冗兵问题就此一举得到了解决，国家财政每年因此而节约出来的军费达到了惊人的一千多万贯。这就是说，王安石不但在开源上面做到了极致，而且在节流这方面他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如此规模的裁军却并未削弱宋军的战斗力，再加上“军器监”（类似于总装备部）的设置以及各种新式武器（如神臂弓和斩马刀）相继装备军队，宋军的战斗力由此得到了显着的提升和加强，这一点在”熙河开边“以及宋朝与交趾的战争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说将兵法是整个新法当中最为成功的一项改革措施的原因之所在，如此利国利民利军的举措甚至连保守派都挑不出任何的毛病，因为王安石做了他们都想做但却没能做到或是不敢去做的事。当然，也正因如此，这个新法当中最成功的法令却在史书上只是被一笔带过。至于原因也实在是再简单不过，这就同李世民修史的时候不会说杨广什么好话是同一个道理，但如果杨广确实做了件好事，以至于任何人都无法掩盖，那最后也就只能勉为其难地简单记上一笔，但绝对不会给你歌功颂德，只是一段枯燥无味的文字而已。
说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千年以来，王安石变法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一直都是争议不断，之所以如今舆论风向有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还得拜我们的改革开放所致。更有意思的是，将兵法如此成功本可以彪炳青史大书特书，可史书就是蛮不讲理地一句带过，后世的历史学家和学者也极少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人为其慨而以歌之。在这些人眼里，这事似乎根本不值一提或是它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如此实可谓之——怪哉！悲哉！惜哉！
当然，将兵法并不是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就完成的，直到元丰年间军队的精简工作仍在继续，但这时候已经是进入了尾声阶段。也就是说，冗兵这个问题最终是在神宗皇帝的亲自主持下得以完全解决。既然冗兵的问题已经解决，那么神宗接下来自然就要乘胜追击开始对冗官和冗费问题动刀子，而这便是元丰改制出台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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