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初到杭州的苏轼定然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甚至是觉得人生前途一片昏暗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不过，苏轼也未必就是整日都苦大仇深的一副苦瓜脸。这个早年在心灵和物质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好滋养的人在其灵魂深处对这个世界是有大爱的，如若不然他也不会成为宋词豪放派的一代宗师，而缺乏足够心灵厚度和承受力的人在经历了诸多人生磨难和艰辛之后也根本写不出“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等大气从容的词句。当然，苏轼在杭州期间为后世留下的千古佳句还得当属出自《饮湖上初晴后雨》里的那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公元1074年秋，在杭州通判的任上干满三年后，苏轼官升一级被任命为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虽然升官了，可苏轼却并不会因此而觉得自己头上的天放亮了，他反而觉得更加暗无天日，因为新法此时已经在全国全面铺开。随着新法的全面推行，苏轼之前所预料的天下大乱并没有发生，整个国家除了官僚、地主和商人阶级的日子比以前难过外，新法对普通百姓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反正都是一样的种地缴粮缴税，这日子从前怎么过现在还是怎么过。
不同的是，国家现在变得有钱了，而军队的战斗力也在迅速提升，但这些在苏轼这种保守派眼里却是一种“罪”。国家怎么变得有钱的？不就是盘剥百姓吗？不就是把黑手伸向了商人和地主阶级以及我们这些士大夫官僚阶级吗？军队战斗力提升又怎么样？好战必危好战必亡，宋朝怎么可以对周边异族妄动刀兵？我们可以这样说，新法越是成功，苏轼的心里就会越难受。在这一点上，苏轼几乎和司马光是别无二致。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站在一个官僚的角度以一个利益受损的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去看待新法和整个社会的现状，这本身就限制了他的视角。后来当他被贬黄州并因为迫于生计而开始在城东的一块坡地上开荒种地之后，当他自己也成为了社会的底层并与劳苦大众无差别接触之后，那时候的苏轼才拥有了一个更全面更直观的视角去重新看待和认识新法，那时苏轼的人生将迎来再一次蜕变的时刻。遗憾的是，此时的苏轼还没有那种认识和觉悟，现在的他尽管还是可以随时随地与人谈笑风生，但当自己独处并开始忧国忧民之时，他的内心仍然在翻江倒海，可他虽然意难平但却仍然只能徒呼奈何。
一个人在失望或绝望的时候总是会习惯性地抬头仰望天空，似乎只有广阔的天空才能收纳自己所有的悲愤、痛苦和不甘。在密州为官的这三年，苏轼在文学创作上正式摆脱了宋词婉约派的局限和束缚并由此自成一派，宋词豪放派就此横空出世，而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里就很明显地反应出他时常有举头望天的习惯。都说深情出诗人，但悲愤其实也能出诗人，苏轼心中被压抑了数年的情感在他履职密州期间得到了充分释放和体现。
公元1075年正月，在到达密州的半年之后，苏轼于梦中同已经亡故近十年的发妻王弗再又重逢。半夜惊醒之后，泪眼婆娑的苏轼沉浸在梦境之中久久地凝神回味，一首感人肺腑的词作几乎是脱口而出，这便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如果说这首悼念亡妻的词作还显得有些儿女情长，那么苏轼在同年与人外出游猎之时所作的另一首词就让他奠定了宋词豪放派开山鼻祖的地位，此即为如雷贯耳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此作一出，放眼之前的所有词作，苏轼这首词其磅礴之气舍我其谁之风无有能与其争锋者。在次年的暮春时节，苏轼的另一首名作也应时而出，而在这首词里苏轼则将自己的浪漫主义和已经炉火纯青的豪放之风融为一体，此即为《望江南·超然台作》：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同年的公元1076年中秋之夜，苏轼在与亲朋欢饮达旦之后不由得开始思念远在异地的弟弟苏辙，于是这就有了歌咏中秋圆月之夜的千古第一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至此，苏轼终成宋词豪放派的一代宗师，他的文学地位变得无可撼动。倘若苏轼生于我们如今的这个时代，那么他定然是粉丝过亿的超级大V，而且无可置疑的，只要他每出一篇新作定然会让整个网络都为之瘫痪。毫不夸张地说，即便是刘德华、张学友或周杰伦发行新专辑也盖不了苏轼的风头。
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苏轼的才华在为他博得名满天下的巨大声誉之时也为他招来的麻烦。外任地方的这些年里苏轼佳作频出，但在文学创作上高歌猛进之时，苏轼的这张大嘴也从来都没有闲下来过，具体来说就是他对时政的抨击和嘲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这些还都白纸黑字地留下了证据，这就为他不久之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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