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双方的谈判宣告破裂，沈括在辽国停留的时限也已到，他的这次出使任务也就此算是完成了（他在递上国书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出使任务）。沈括之前还担心自己如果表现得太过强硬会被辽国人扣留甚至是杀头，但其实他完全是多虑了。如前所言，如今的辽国根本就不再是什么不识礼仪教化的蛮邦，反倒是宋朝人的有色眼镜一直没摘下来。
在从辽国返回的路上，沈括将其所过之地的山川地形和人文风俗都详细记录并画图成册取名为《使契丹图》，也就是说这位大才子顺道还当了一回宋朝官派的“间谍”。回国之后，沈括将其新鲜出炉的这份大作呈送给了神宗。有鉴于他这次出色且额外地完成了出使任务，神宗随即下诏拜沈括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沈括由此登上了宦官生涯的巅峰。
关于此次宋辽的边境划定纠纷到此并未结束。就在沈括回国的次月，辽国方面再次派出使者前往山西要同宋朝再就边界划分事宜展开新的一轮谈判，神宗这次派出的谈判使者则是韩缜。双方一见面很快就再次吵了起来，因为辽国人这一次的价码又回到了之前的要价，也就是要以黄嵬山分水岭为界，而宋朝方面还是只同意让步到长连城和六蕃岭。
故事说到这里，真相就开始再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在某些史书里，宋辽这次的边境纠纷在这年的七月就此结束，结果就是宋朝方面满足了辽国人的所有要求从而导致宋朝损失了方圆数百里的土地。
这个“数百里”的数值之所以不能明确是因为就连在官方修订的《宋史》里都有三个答案，分别是：五百里——出自《宋史·吕大忠传》、七百里——出自《宋史·韩缜传》、八百里——出自《宋史·韩琦传》。到底几百里？谁也说不清，而在由南宋时期的官员所写成的各类文学笔记里这个数值更是五花八门。
总之，这些人都是道听途说且张口就来。更让人无语的是，这些人都异口同声地指出是王安石力主割地，是王安石这个“卖国贼”将宋朝数百里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给了辽国。可是，通过我们前面的讲述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王安石在此次事件里是坚决反对割地并不惧与辽国为此一战的。
这里我们就又得说到被一再修改的《神宗实录》。经过哲宗、徽宗和高宗时期前后三次的修改，《神宗实录》早已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就连宋辽两国边境划分这种事也被改得面目全非且前不搭言后不搭调，王安石作为保守派的死敌更是被拿来为此次割地事件背锅。可是，这种手段也着实卑劣和下作，史官更是有些精神分裂，前一秒还在写王安石坚决反对妥协，可后一秒就说王安石大手一挥把宋朝的几百里土地送了出去，这不是精神分裂又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我们在上面提到双方的四处争议地段时曾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争议地段的面积。那可是宋朝的资政殿官员向神宗进呈的官方正式文件，在那份文件里满打满算双方的争议地段也就是方圆七十里，可为什么这个七十里到了几十年后的南宋就翻了十倍变成了七百里？这得是多大的一口锅？王安石能背得住吗？
我们之前也一再说过，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史料尤其是有关于王安石“种种劣迹”的史料都值得去深思和细品。更让人抓狂的事，这些史料有很多都是前后不一甚至相互矛盾的，有些更是直接拿民间的私人笔记来充作正史的补充材料。总之，就是一个字——乱！
关于这起割地事件的后续发展我们在这里不再详述，对于此事我们另外还要说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宋朝最后确实是妥协了，而且很有可能就是按照辽国人的要求确定了双方在太行山以西的边界线。
第二，这起边境划地纠纷直到两年后才彻底解决，而那时候王安石早已经第二次被罢相并不再过问政事，所以割地事件同王安石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第三，所谓的割地数百里也严重值得怀疑，毕竟官方资料里明确表示双方的争议面积只有方圆七十里。
第四，由于作为官方史料的《宋史》明确记载是王安石力主割地且有数百里之多，所以近千年以来的很多历史学者都采信了这个说法，但是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各种纷杂繁乱的史料，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并证明割地之事以及这个决定都跟王安石没有半点关系。关于这一点，很多近现代历史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我们这里也不做详述。
总而言之，宋辽之间的这次边境纠纷在吵吵闹闹之中最后以辽国人获利而结束。在此期间，双方基本上是动口不动手，辽国方面甚至连皇帝耶律洪基都没怎么过问此事（因为他忙着和各种野生动物玩），顶多就是宋朝的皇帝这边心慌气短时刻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
当然，辽国这一次表面上看起来是占便宜了，正如几十年前他们趁着宋夏战争的爆发而狠狠地敲诈了宋朝一笔。但是，也正是因为辽国这两次的敲诈和勒索让宋朝这边恨意丛生。几十年后，当辽国面临亡国之灾时，宋朝突然从他们的背后捅了刀子，这其实也算得上是辽国人自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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