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种谔几年前以兵不血刃的方式为宋朝从西夏的手中抢得了绥州应该是大功一件，可他最后非但没有升官授奖反而还被发配到随州接受政治监管，这里面的原因说来也是让人唏嘘不已。种谔不接受上级领导的节制确实属实，可如果你的领导是个军事上的外行且还对你瞎指挥，那么你拒绝执行命令算不算情有可原呢？可是别忘了这是在宋朝，武将天生就比文官低一头，你种谔再厉害也必须遵守这一条铁律，否则就要治你一个抗命之罪，哪怕你有战功也得治你的罪。
此外，你种谔成天老是想着如何跟西夏人打仗，夺人家土地，这让边地的文官领导和开封城里的两府大佬也是非常反感。有种谔这么一个惹事包的存在就意味着在宋夏边境放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对于一向奉行和平主义的宋朝文官集团来说，种谔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这会严重威胁和破坏他们吟诗作对泛舟饮酒的雅兴和环境。
在某些人眼里，种谔夺回绥州是国家的英雄，可在另一些人的眼里，种谔却是宋夏和平的破坏分子，他的行为惹得西夏人很不高兴，甚至可能导致西夏人大举进攻宋朝。所以，种谔虽然有功于国家，但这个不服从上级命令且又好战的破坏分子必须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朝廷没有因此而砍了他种谔的脑袋就已经是天恩浩荡。
这种想法不单是此时的宋朝文官集团所独有，就连千年之后的现在也有一些人这样看待种谔。这些千古一见的“圣人”最直接的说辞就是种谔夺了绥州导致西夏不死不休地跟宋朝缠斗了好些年，李谅祚和梁乙埋都为此而与宋朝刀兵相见，甚至他们直到临死之时都对绥州的丢失耿耿于怀，这让宋朝的整个西北边疆都不得安宁，更是让宋夏双方为此而死伤无数。所以，在这些圣人眼里种谔就是一个可恶至极的战争贩子，应该被世代声讨。
这看上去是不是很有道理？确实好像很有道理，那么照此理论，对匈奴穷追猛打的霍去病和卫青是不是也应该为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匈奴的无数次犯边而承担责任？赵光义也不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而去攻打北汉，更不该在打下北汉后去打什么幽州，是不是赵光义也应该为后来持续二十几年的宋辽战争而承担罪责？照此理论，是不是种谔应该像张学良那样不计一切代价去维护所谓的和平才能被称之为一个优秀的宋朝军人？
有人可能会说我这样讲是在混淆视听和强词夺理，毕竟种谔的行为是属于主动寻衅滋事，是在“侵夺”别国的土地，如果真有人这样想，我只想问一句：你的孩子被人抢走了是不是就永远成了别人的孩子？那朱元璋何苦要北伐？自石敬瑭献地之后，幽州已经先后被辽、金、元统治了四百多年，明朝去夺幽州是不是也是在侵夺别国的土地？
所谓大智若愚，这话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某些人正是大愚若智。
我之所以要说这些确实是有想为种谔打抱不平的意思。作为出生于将门之家的一位职业军人，种谔的一生可以说是为国战斗的一生，可就是这样的一名真正的战士却在史书里为文人们所不喜。他的功绩被轻描淡写地带过，而他的过失以及那些所谓的罪名却被尽可能地放大，甚至种谔的战败都能让那些写史的宋朝文人们心生快感且毫不掩饰地将那份快感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在他们的笔下，种谔面对失败时尽是丑态频出。
究其根源，一来是宋朝的武将本就不受文人待见，而且这种不受待见的程度与这个人武功是呈正比的，你越是能打就越是不受待见，因为这意味着你的破坏力越大，而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一般都不喜欢打打杀杀的破坏者，这种人被他们不屑地称之为莽夫，而偏偏种谔就是这种人。二来，种谔的身上被贴上了变法派的标签。我们之前已经说了，宋史里有关神宗一朝的各种官方史料最后都是由保守派最终编修而成的，种谔本就不为保守派所喜，再加上他本人在整个变法期间深受重用且大出风头，这岂能让他逃过保守派的清算？
事实上，种谔应该感到知足，因为对比其他被贴上了“变法派”标签的人，种谔已经是混得很不错了。要知道诸如吕惠卿、章惇、蔡确和曾布之辈可全被保守派在史书里给打入了“奸臣传”的行列，而在神宗朝时期为宋朝拓地千里的一代名将王韶则更惨，他和狄青一样最后都是死于背疽发作，可在记录其死因时，保守派的笔杆子们竟然在必将流传万世的史书里说王韶之所以死得这么惨都是因为他打仗时杀人太多以至招来了此等报应——这就是为宋朝开疆拓土的将军在文官那里所得到的“尊重”。
废话了一大堆，我们现在还是回到故事中来。
此时重新披上戎装的种谔比起之前无疑更有战斗和建功的欲望，这里面的原因除了他本身所具有的军人本色外，他还有一个动力便是想要报答首相大人韩绛对他的信任。知遇之恩，恩同再造，可韩绛对种谔又何止是知遇之恩，这是直接将种谔从阴沟里捞出来并把他放到一个比之前更高位置的再造加提携之恩。对于种谔这种性情耿直的武人来说，他此后的这半生是愿意为韩绛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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