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的人还不止是司马光，更可笑的是未来的一代文学宗师苏轼。
这年临近年关的时候，时任开封府推官的苏轼给赵顼上了一道长达几千字的奏疏，这里将其内容简要概括如下：“陛下，你以万乘之尊同几位宰相大人整日通宵达旦地想着如何搞钱让国家变得更富有，但这么几年下来我也没看见国库多了几个钱，我只看见为了推行新法国家反而从国库里拿出了好多钱去做什么生意。我对新法没什么想说的，就想说这个青苗法是不是有点欠妥？虽然明文规定不许官府向百姓硬摊派，可具体在施行的时候谁能保证下面没有贪官污吏从中谋私？这个均输法和农田水利法也是为害不浅，前者让商人们无钱可赚，后者就纯粹是在徒劳民力，劳动力都去挖沟修渠开垦荒地，那这土地谁去种啊？ 另外，有一个问题请陛下好好想想——我们大宋之所以立国百年，原因何在？靠的是打仗吗？事实上我们不但没能打过辽国，甚至还被西夏按在地上摩擦。那我们靠的是自己很能赚钱很有钱吗？可我们的国库现在都见底了。那我们立国百年靠的是什么？是修德！正是因为历代先帝带领和倡导我们修德，我们大宋才能立国百年。所以，陛下你应该继续带领我们崇尚道德，而不是想着去赚大钱。你身边的这些人有好多都是逢迎君上之辈，别让他们把你带沟里去了。另外，近来陛下罢免了不少言官，你要再这样下去以后可就没人敢说话了，再往下可就是权臣当道纲纪不复，最后可就是天下大乱了！”
对于苏轼的这番理论，我们同样不予置评，各位自品。
在看了这份奏疏后，不管赵顼怎么想，但王安石显然是被气得想要吐血，苏轼最后这些话无疑是在不点名地对他进行口诛笔伐。然而，对于新法的反对派而言，司马光和苏轼这点戏份还只是他们给王安石上呈的一道开胃菜而已。
时间进入公元1070年，有关于青苗法的种种害民之举的奏疏不断地被传送到赵顼的案前。先是翰林学士范镇上疏斥责青苗法实乃祸国殃民之法，接着便是本来之前是支持变法的右正言李常和孙觉上疏弹劾河北路的转运使王广渊，他们指责王广渊在推行青苗法的过程中为了政绩而对百姓进行强行摊派以至当地的百姓民怨沸腾。
这里我们就得说句公道话。提到王安石在历史上的这次变法，我们往往会觉得凡是说新法不好的人都是什么保守派或旧党，但事实上新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以及新法的某些举措和条例确实有不妥之处，更有某些官员在施行新法的时候为了一己之私而祸害百姓和国家从而为反对派提供了攻击新法的口实。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因此而将这些发出不利于新法推行之音的人归于反对派和旧党，那么这就纯属乱扣帽子。
还是那句话，非黑即白这种理论非蠢即坏，这个世界除了黑白还有很多色彩，而我们应该允许它们的存在并正确地对待和看待它们。
针对青苗法在施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害民和扰民之举，赵顼和王安石也是相当重视，一道诏令随即从开封发往全国各路的刑狱提点司：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立以名闻，敢沮遏者亦如之。
这边刚摁下了葫芦，可那边又起了瓢。值此因为青苗法而导致朝廷内外都群情汹汹之际，此前一直对新法持观望态度的保守派大佬、时任河北路安抚使、同时也是堪称官僚和地主集团精神领袖的前宰相韩琦正式登台发声了。
韩琦给赵顼紧急呈上了一道奏疏：“我知道朝廷之所以要推行青苗法是因为要杜绝民间高利贷盛行的局面，但如今朝廷推行青苗法其利息也达到了三分，这与高利贷又有何分别，只不过是放贷方换成了国家而已。此外，朝廷规定借贷需有上等户作为担保，但问题在于上等户根本没有借贷的需求，可在还贷的时候他们却会因为下等户还不了贷而被牵连，最后甚至可能因此而身陷牢狱。另外，青苗法说好了只对农民进行放贷，可为何官府也在对城镇居民进行放贷？陛下想要富国只需躬身节俭即可，何必要用这种极端手段来聚财？未免天下骚动，臣恳请陛下罢免青苗法！”
赵顼看完奏疏顿时也深感不安，他对宰执大臣们说道：“韩琦虽为外臣但却不忘王室，可谓忠臣矣！朕现在感到疑惑的是，这青苗法不是说好了只针对贫民和农民吗？可为什么城市居民也被牵涉其中？朕真的是没有想到这青苗法竟然把百姓害得如此之苦！”
赵顼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得是痛心疾首，韩琦为他所描绘的一番百姓苦不堪言的场面可谓是让他对新法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和动摇。王安石紧急跟进，他说：“陛下，你大可不必如此。只要城镇居民有这个需要，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他们进行放贷呢？”
围绕着青苗法该不该继续施行以及青苗法应不应该向城镇居民开放的问题，赵顼和王安石等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请注意，王安石在这个时候成了孤家寡人，赵顼已经被韩琦给说动了，而曾公亮、陈升之以及赵拚都站到了赵顼的身后，他们认为青苗法即便是利国利民但也不应该向城镇居民开放，而有鉴于青苗法在施行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害民之举，所以他们认为应该对此法予以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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