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吕诲想尽办法决意打倒王安石之际，一个突发事件的发生让他找到了弹劾王安石的口实。
这年六月，时任着作佐郎的章辟光上疏赵顼请求将赵顼的二弟、岐王赵颢迁出皇宫。这道奏疏的内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皇太后高滔滔给知道了，高女士随之大怒，他要求赵顼务必要严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悖之徒，理由是章辟光涉嫌挑拨和离间赵顼与赵颢之间的兄弟之情以及他们三人之间的母子之情。
我们这里单纯地来说这事就会发现章辟光其实根本就没错，赵顼是皇帝，可身为当今天子的亲弟弟且早就已经是一个成年人的赵颢却长期居住在皇宫里，这于喔礼法本就有悖。难道就因为你高女士心疼和宠爱自己的二儿子就要置朝廷的法度和礼仪于不顾吗？皇宫内苑是什么地方？那是一个除了皇帝本人外不能有别的男人生活的地方，要不然宫里哪个女人的肚子变大了算谁的？然而，身为大孝子的赵顼出于孝道一直都在容忍自己母亲将弟弟留在身边，这一次面对母亲的勃然大怒他也是准备把孝道进行到底。
赵顼下令两府大臣治罪于章辟光，可王安石坚决不从，他说章辟光无罪，更谈不上治罪。饱读诗书且深谙封建礼法之道的吕诲当然知道这里面孰是孰非，可这时候的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搞倒王安石，为此他决定和王安石唱对台戏——为了反对而反对，对人不对事。吕诲上疏要求严惩章辟光，但此时的朝廷是王安石一个人说了算，吕诲的奏请直接被驳回。于是乎，吕诲彻底暴怒了！
吕诲向来以正人君子和封建礼法的卫道者而自居，而且也是时刻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去践行自己的人生，不幸的是，从这件事上来看他终究还是一个意气胜过道法的伪君子——至少在这件事上他不合格。
当天晚上，吕诲秉烛夜战在书房里绞尽脑汁写了一份弹劾王安石十大罪状的奏疏，这十条大罪分别是：慢上无礼、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挟情坏法、背公死党、专威害政、陵轹同列、朋奸附下、动摇天下。
看上去王安石可谓是罪大恶极，但吕诲所谓的这些大罪无非就是在说王安石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注意形象之类的芝麻小事，他甚至把王安石早年屡屡辞官也说成是包藏祸心，唐介之死也被他归罪于王安石。如此可见吕诲为了搞倒王安石已经到了弱智的地步和程度，但凡他用自己聪明的脑袋稍微想一想就知道他所列举的这些所谓的罪状其实都是在没事找事，纯属疯狗咬人。可是，一个人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是管不了这些的，除非他是一个圣人，可吕诲只是一个凡人，而且还是一个无法控制自己情绪上头的凡人。
在这份奏疏的最后，吕诲还说章辟光的一切所为都是王安石和吕惠卿在背后唆使他这样干的，所以王安石才会极力替章辟光说话。为此，吕诲请求将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可惜聪明一世的吕诲这时候却闹了个大糊涂，他怎么就不好好想想：难道章辟光所说的话不正是赵顼想说却不敢说的吗？立案调查？这可能吗？
最终，吕诲等来的是赵顼将其奏疏原本奉还的结局。他败了，败得无话可说，于是心灰意冷的吕诲请求外贬。赵顼一点也没犹豫，他同意，然后便找来已经回京的宰相曾公亮商议如何安置吕诲。赵顼的为难之处在于他担心自己如果贬黜吕诲会让王安石内心不安，更会让外面的人说这事是王安石怂恿他这样干的，如此一来王安石就会背负一个气量狭小的恶名。曾公亮也觉得这事不好办，他私下里找到王安石说起了赵顼的顾虑，谁曾想王安石却在这事上面相当洒脱。他说：“我已经立志以身许国，陛下想怎么做全凭他自己做主，反正我是问心无愧，更不会因为陛下贬黜了吕诲而心生不安。”
有了王安石这句话，赵顼也就不再顾虑什么了，于是吕诲被罢免御史中丞一职并外放为邓州知州。吕诲这一走，王安石随即保荐自己多年的好友、刚刚履新开封知府的吕公着为新任御史中丞。
这件事在当时被某些人认为是王安石故意为之，因为吕公着的二哥吕公弼此时与文彦博同为宋朝的枢密使，本着避嫌的原则，这兄弟俩如果有人当了御史中丞，那么另一位就不应当继续担任两府大臣。在这些人看来，既然王安石保举吕公着当了御史中丞，那么这无异于就是在向吕公弼下逐客令。为啥？因为吕公弼虽然在枢密院里任职，但在两府大臣中他是最反对进行变法的那个人。果然，吕公弼真的就因为自己的弟弟当了御史中丞而以“避嫌”为由上疏请求辞官，但赵顼这一回却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至此，王安石先是干掉了一个开封知府，然后又打倒了两位翰林学士以及一位前两府大臣，最后又将御史中丞给打翻在地，在这一顿暴力输出之后，王安石于这年（公元1069年）的七月正式推出了他的新法的第一项改革法令——均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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