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前脚刚被罢相，王安石旋即被赵顼召入京城担任翰林学士，而宋朝的两府班底也随之很快迎来了再一次的重组：曾公亮成了独相，他的两位副手变成了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以及知谏院赵拚（二人一并升任为参知政事），原参知政事吴奎因为是韩琦的死党而被罢为青州知州。枢密院方面，除了原枢密使文彦博之外，枢密副使吕公弼也被提升为了枢密使，原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的同年进士、韩维的兄长）、知开封府邵亢一并升为枢密副使，原枢密副使陈升之获准以奉养老母为由出知越州。此外，原御史中丞司马光也被改官为翰林学士，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赵顼亲自给司马光正在编修的史书取名为《资治通鉴》并为其作序。
忙活了大半年后，赵顼现在终于是理顺了朝局，正当他坐在开封城里开始憧憬着不久之后与王安石展开激动万分的对话时，远在西北的种谔却率先给他带来了一份“惊喜”。
这个种谔不是别人，他正是“种家军”的第二代传人、西军名将种世衡的次子，此时的官职是“知清涧城”。种世衡总共三个儿子，长子种诂、次子种谔、三子种诊，这三人俱为将才，而种谔能够被父亲器重继而取代兄长成为“种家军”的第二代传人足见其自有过人之处。那么，种谔给赵顼带来的这份惊喜又是什么呢？答案是他用计招降了西夏的皇族宗室、绥州守将嵬名山！
种谔此举不但让当初“定难五州”之一的绥州重回宋朝的版图，更是直接让西夏的三百多名各族将领改投宋朝，宋朝也由此得到了一万五千余户的人口以及万余名可战之士。
西夏这边随即发兵四万前来夺取绥州，但种谔手下的宋军联合绥州城里刚刚改旗易帜的“新军”将这远途而来的四万西夏人打得大败而逃。种谔一边向朝廷报功，一边开始增筑城防誓要将绥州牢牢地控制在宋朝手里。
消息传入开封，宋朝的朝堂大臣里面是有人欢喜有人愁，这些人欢喜的是宋朝终于在西夏人这里扬眉吐气了一回，但愁的是如此一来很有可能把本就不老实的李谅祚给惹得暴跳如雷，那样的话，西北大地可就将再次陷入连绵不尽的战火之中。
为此而大为忧惧的宋朝大臣以司马光为代表，他说种谔此举是在主动挑起边事擅自改变边境现状，这明显是宋朝在失信于西夏，眼前宋朝确实得利了，可接下来这局势将如何发展是很难预料的。说一千道一万，司马光就想表达一个意思，把绥州还给西夏，西夏的那些降将、降卒和民众也还回去，以免西北再次大乱。
我们如今都知道司马光在哲宗朝为相之后都干了什么，除了全面废除王安石的新法外，他还准备将宋朝将士浴血拼杀得来的土地全部交还给吐蕃和西夏。如此看来，那并不是他司马光一时心血来潮所致，自打当年被没藏讹庞给吓得浑身瘫软之后，防止友邦惊诧一直都是这位大史学家一贯的睦邻思想。
司马光的这份说辞并未被赵顼采纳，这位心气甚高的帝王早就恨不得把西夏给踩在脚底下，种谔此举无疑让他兴奋不已。况且，这已经吃到嘴里的肉怎么可能再吐出来？几天之后，西北再次传来一个消息，西夏人为了报复宋朝夺占绥州便以外交谈判为名将保安军的知军杨定给骗到了他们的营帐里，然后西夏人毫不手软地抽出刀子将杨定给送上了西天。
赵顼大怒，许多朝臣也纷纷建议宋朝以此为由立即出兵对西夏进行军事报复，但新任的枢密副使邵亢只是一句话就将赵顼和这些主战的大臣心头的烈火给浇灭了：“陛下，咱们现在口袋里缺银子，你别忘了，你老爹的丧事都因此而被迫简办。为今之计，我们还是先派人过去进行外交招抚，如果那边依旧态度蛮横，我们再来说出兵的事吧！”
此言一出，赵顼和主战的大臣都蔫了。邵亢说的一点也没错，年年都财政赤字的宋朝现在就是缺钱，而没钱你还怎么打仗？于是乎，君臣一番合计之后竟然想出了一个颇为屈辱的决议：宋朝方面为了防止西夏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决定把绥州还回去。当然，这并不是宋朝的最终决议，而是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此时正在延州担任知州的郭逵对此上疏表示反对。保安军作为延州的辖地，杨定被杀自然和郭逵干系重大。他说宋朝确实夺了绥州，可不管怎样这是对方主动投诚，但西夏方面却公然杀了杨定，如果此时宋朝对西夏示弱放弃绥州，那么此举必然助长西夏的嚣张气焰，而绥州的那些降将和降卒更是无立身之地。
颇为搞笑的是，宋朝这边因为担心西夏接下来会展开更激烈的报复而人心惶惶，西夏的皇帝李谅祚这时候也因为西夏方面杀了杨定而心肝乱颤。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怕宋朝会报复，他可不知道看上去富得流油的宋朝眼下竟然会国库空虚。但是，作为职业军人出身的郭逵却因为杨定的被杀而执意要西夏方面给出个说法，而且他还要求西夏将杀害杨定的凶手交给宋朝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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