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何，在此之前我本来已经准备好了要好好地细说一番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的种种功过是非，但在此刻我却发自真心地想为他的死而流下一滴我这已经很难再见到的眼泪，这一切只因为他虽是功过有数但却是爱民如子的宋仁宗！
赵祯就这样走了，从他十二岁登基到五十三岁驾崩，其在位时间总计四十一年，他是整个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正因如此，我们如今提到宋朝以及宋朝的那些名人大多都会带有仁宗朝的标签或痕迹，这些人或是出生于这一时期，或是发迹于此，亦或是成名于此，或是凋零于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经常性所提到的宋朝其实就是在说仁宗时期的宋朝。
毫无疑问，赵祯治下的宋朝在很多方面都攀上了我国古代封建时期的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峰，这里面包括经济的发达、商业的繁荣、文化的昌盛以及人口的总量，甚至在耕地面积上也是仅次于国力最为鼎盛的汉朝。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汉朝在鼎盛时期的版图面积可是远远胜过了北宋。
如果宋朝能够拥有两汉和唐朝鼎盛时期的领土面积，那么它无疑将会是我国封建时期综合国力的天花板。倘若当年赵光义第一次北征时拿下了幽州，那么这一切就不会是白日做梦。然而，上天是公平的，倘若真的如此，那么宋朝就将是近乎于完美般地存在，但偏偏它在军事上的短板伴随了它的一生。
关于赵祯的成就和功绩，我们这里不做详述，但上面这段话其实已经是对他的一个很高的评价和赞美。况且，历代的文人和士大夫对他的尊崇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千古第一仁君的名号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只不过，世间万物都有其两面性，赵祯的“仁”在为他个人赢得赞誉的同时也让宋朝身上的问题变得愈加积重难返。
诚然，这些问题不是因他而起，但却是在他这里发酵并最终变得不可收拾。没错，我们说的就是拖垮榨干了北宋的“三冗”问题。
我们之前提到过北宋的“冗兵”问题，但只有通过一组数据我们才能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么的严重：赵匡胤开宝年间全国总兵力37万，禁军19万，厢军和乡兵18万；赵光义至道年间，全国总兵力66万，禁军36万，厢军和乡兵30万；赵恒天禧年间全国总兵力猛增至91万，禁军43万，厢军和乡兵48万；而到了赵祯的庆历年间，由于之前宋夏战争的爆发，宋军的总兵力达到了126万，其中禁军猛增至83万，厢军和乡兵则是43万。
四周的战争威胁减弱了，战事减少了，军队的战斗力也下降了，可军队的规模却如滚雪球一般越聚越大，由此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国家财政负担的逐年加重，以至于宋朝需要拿出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到七成去维系军队的正常运转。虽然赵祯和他的某些宰辅大臣也想过要裁军，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么多拿刀子的人岂是说裁就能裁的？更何况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又岂能对此坐视不理？这事如果做得不好说不定就会让宋朝背负亡国之险。如前所言，这已经成为了一颗足以让宋朝致命的毒瘤，谁要是敢去触碰它或是想着要去割除它，那么其后果可能将是不堪设想的。
至于冗官和冗费，这就更能说明仁宗之“仁”的弊端和害处。三年一届的科考雷打不动，每年的恩荫入官必不可少，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文官集团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他们以及他们的儿子和孙子们虽然不像军队那样近乎于在鲸吞国家府库里的钱粮，但他们的俸禄和每年的各种例行福利和赏赐也是让北宋的国库痛吟不止。此外，国家如此“繁荣昌盛”，朝廷和地方的各种名目的开支以及各类工程的营建也自然是层出不穷，每年送给辽国和西夏的那笔折价百万银两的保护费也得按时缴纳。
可以说，“三冗”问题是长在北宋帝国后背上的三颗大小各异的毒瘤，如果任由它们继续发展下去北宋何愁不能亡国？
客观地说，将“三冗”归咎于赵祯是不公平的，他其实是被他的爷爷和父亲以及他的老妈给合伙“坑”了一把，当他亲政时这些问题就已经存在且非常严重。除了“三冗”，宋朝在赵祯统治时期的另一个隐患便是关系到国家和百姓生存根本的土地问题。此时立国已满百年的宋朝土地兼并的现象已经日益严重，但盛世繁荣的巨大阴影掩盖了这个问题的存在，直到后来王安石开始变法并下令清查全国土地时才让这一问题彻底曝光于天下。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整天把天下兴亡和百姓疾苦放在嘴里的士大夫阶层（地主阶级）在个人私欲和国家利益的冲突面前到底是何等俊美的嘴脸。
以上的这些问题都事关宋朝的兴衰存亡，而赵祯要想解决它们唯有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行。可悲的是，在他初掌大权的时候没人告诉他这些，更没人想着要立志于去解决这些问题，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所谓名臣都只能目及眼前而不能高屋建瓴，或者说他们不想那样去做，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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