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开始答题后，考生首先要对题目的出处以及上下文进行引述，然后据此作文一篇，每篇不少于五百字，合计不少于三千字，时间是一天一夜。这正是为什么制科考试成绩的含金量那般之高的原因，这可比科举考试难了不止多少倍。事实也证明秘阁六论考试确实堪比上刀山下火海，最后从这一关里突围而出的只有三人，这三人便是苏轼、苏辙兄弟以及时任着作佐郎的王介。
公元1061年8月25日，赵祯在崇政殿设考场对这三人进行最后的殿试。除了皇帝赵祯以外，一同前来助场的还有韩琦、曾公亮、张昪、包拯、孙拚、欧阳修、范镇、胡宿等一众朝廷的顶级高官，到场的人另外还有知谏院司马光、三司使蔡襄以及秘阁考试的四位主考官。可以说，身在京城的整个大宋顶级高官和学界大佬们这一天都齐聚一堂。在宋朝，不是学霸基本上当不了官，而帝国上层的顶级高官便意味着也就是当时的顶级国学大师。
最终，在这场考试过后，苏轼的文章获评“三等”（最高等），王介获评“四等”，苏辙获评“四等次”。整个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里，在制科考试中获评三等的人只有苏轼和同样来自蜀川的成都进士范百禄，而苏轼是第一个获评三等的人，他也由此被誉为“百年制科第一人”。
王安石对苏轼的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赞道：“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 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
欧阳修事后也对苏氏兄弟大加赞誉道：“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之盛事！盛事！ ”
赵祯更是欣喜若狂，以至于平时总是一副痴呆之状的他竟然对一众大臣说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通过这次制科考试，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署凤翔府判官事，王介为秘书丞、知静海县，苏辙为商州军事推官。
关于这一次的制科考试我们另外还要提到的是，苏辙的成绩本来应该有个更好的评定，但他因为在殿试的文章里对赵祯多有不敬之词，所以他因此而险些“落榜”。苏辙在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今海内穷困，生民怨苦，而宫中赐予无艺，所欲则给，大臣不敢谏，司会不敢争。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馀，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
苏辙这是在说当下国家财政吃紧，百姓颇有怨言，而皇宫的用度以及朝廷的各种赏赐却是一点没少，宰辅大臣们身居高位却对此不敢劝谏。国家内有巨额军费开支，外有辽国和西夏每年的“岁币”负担，赵祯自己又不知道省钱，这样下去迟早导致民怨沸腾。
单说文章质量，苏辙写得确实很好，而司马光也是根据这里面的行文也建议授苏辙“三等”，也就是与他的兄长苏轼同等，但翰林学士范镇却因为这里面的内容而有些为难，三司使蔡襄更是因为这里面的内容涉及他所主管的三司事务而不好置评。作为此次殿试的出题官，翰林学士胡宿更是建议把苏辙直接予以黜落，两府大臣里面的一帮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也同意胡宿的看法。眼看苏辙就要遭殃，最后还是赵祯一锤定音，他说道：“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
也正是因为赵祯的宽宏才让苏辙最终得以获评了一个“四等次”。不过，在给这三人草写拜官制时，同样赞成黜落苏辙的知制诰王安石却坚决不肯给苏辙草制。他认为苏辙在文章里对皇帝陛下太过不敬且有攻击当朝宰相之嫌，而其目的就是想剑走偏锋以博功名，苏辙此举分明是吃定了赵祯的脾性，所以才别出心裁地语出狂悖之言。王安石的意思就是，你苏辙这话可以说，但你在制科考试的时候说这些话明显就是动机不纯，你既然如此体恤民困国忧，那你之前为什么不以朝廷官员的身份给皇帝上奏疏呢？
苏辙在这次考试的时候是否有意地耍了小聪明不得而知，但此人比他的那个千年一遇的天才哥哥情商高却是事实，要不然后来就不会是他这个当弟弟的人做了宋朝的副宰相。
既然王安石不同意草制，韩琦便让另一名知制诰沈遘（gòu）来草制。这个沈遘在历史上不怎么知名，但他有一个比他还小了好几岁的叔叔却是在宋史里面如雷贯耳，此人甚至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史里也堪称大名鼎鼎，我个人认为此人是有宋一代比苏轼还要厉害的一位超级全才。按照《宋史》的说法，此人“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着”，李约瑟更是称他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这个人的名字即使是在如今也是名动九州——沈括！
不过，沈括同志现在尽管也已经三十岁了，但他还得在两年之后才会通过科考成为一名进士，尽管他现在其实就已经学富五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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