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决口给堵上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黄河该往哪里流？答案自然是经由被拓宽的六塔河重回它八年前的故道，可问题就出在这里。欧阳修曾说六塔河的地势较高且河道不足以承载黄河的全部流量，因此黄河之水势必会经历一个往回倒流的过程，然后才有可能冲破地势的限制再又反流继而重回故道。
当天，当商胡口的决口被堵上之后，黄河水按照人们的预想开始流向六塔河，然后受到地势的阻挠后便是开始倒灌回流，而此时便是刚被堵住的决口开始承受考验的时候。如果它能顶住，那么黄河将再度奔向六塔河并冲向故道，如此便是大功告成。反之，如果已经合拢的决口没有禁受住考验再次决口，那么这将成为一场人为的大祸。
最初的时候一切都在事先的预料之中，但到了这天的黄昏时分，情况突然变得不容乐观。倒灌的黄河水不断回聚但却迟迟没能冲破地势较高的六塔河河床，也就是说它南流的通道受到了阻挡，于是它只能继续倒卷回流，如此一来新筑起来的商胡口堤坝就成为了焦点。人人都希望它能顶住回流之水的持续冲击，直到下游的河水冲破六塔河的河床，可它终究没能撑到最后关头。
灾难就此发生，商胡口再次决堤，其水量更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河水决堤之时，参与现场施工的无数民夫和士兵被卷入了汹涌狂奔的洪水之中。这还没完，这次决堤不仅将施工现场参与治河的无数民夫和士兵给生生吞没，沿河下游的大片土地也就此再又变成了一片泽国。不过，请各位注意，由于黄河在八年前就已经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出海口，所以这一次的决堤尽管把施工现场变成了人间地狱，但当黄河水冲破堤坝之后其后续的水流都重新流入了之前的河道，因此这一次的决堤并没有导致超级水患的发生。换言之，这一次的水灾所殃及的范围仅限于施工现场及其方圆之地，但不管怎么说它也夺走了成百上千条人命。
如果说上次的决堤是天灾，那么这一次完全那就是人祸。试想：六塔河方案可是文彦博和富弼极力推崇和主导的，发生了如此重大的灾难，他们能无动于衷吗？他们能置身事外吗？他们又能逃脱他人的指责以及自己内心的自责吗？
令人万分诧异的是，文彦博和富弼都没有因此而向赵祯请罪，朝廷的一帮言官也没有因此而上疏弹劾宰相们的失职之罪，赵祯更是没有丝毫怪罪的意思。为何？原因就在于当时这个方案可是众大臣们几乎都一致首肯了的，而赵祯也是点了头的，真的要追责的话，那么这些人全都应该被问责，甚至包括赵祯。如此一来谁还会在这件事上多嘴多舌？别人就不说了，此时就连当初极力反对这个方案的欧阳修都没有站出来说什么，其他人又能有资格说什么吗？
说到底，大家在这事上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是，面对如此重大的灾难且是人祸，身为皇帝的赵祯怎么着也得揪几个替罪羊出来以便给全国人民尤其是那些死难者一个交代。无疑，这些替罪羊里面李仲昌是绝对跑不了的。这就是身为基层办事员或执行者的悲哀之所在，事情成功了，最大的功劳和荣誉将属于领导，而一旦事败，那么所有的罪责都得由下面的这些小虾米和小鱼们来扛。
经过朝廷派去的钦差大人一番看似有模有样的深入调查和走访，最终李仲昌等前方参与治河的各级官员其所作所为被定了性：意在急功，力觊恩赏。这意思就是说李仲昌等人太过急于求成，太想建功立业，所以才夸下海口并逼着众人必须要在四月的时候塞河引水，结果就是太过急功近利导致了此次灾难的发生。
赵祯和文彦博等人对此也是振振有词，因为他们给出的工期是要在这年的秋冬时节才进行决口封塞的大决战，而在此之前务必要先将六塔河给拓宽到必要的程度并深挖河床以便不会出现河水倒灌的情况。换言之，李仲昌等人为了邀功擅自把工期缩短了整整六个月，所以这过错和罪责全在李仲昌等前方治河官员的身上。
也不知赵祯和文彦博这样想的时候会不会在内心里暗生愧责，但不管怎样他们在明面上都把自己的责任给摘得一干二净，此次人祸的责任人在两个月后也相应得受到了惩处。按理说，这次灾祸死了这么多人，周边的庄稼农舍也是毁坏无数，这种罪要是查办下来指定是免不了要被砍头才足以平民愤，可我们看看具体的结果： 澶州知州李璋降知曹州，河北转运副使燕度降知蔡州，度支员外郎蔡挺降知滁州，修河都钤辖、内侍押班王从善降为濮州都监，供备库副使张怀恩降为内殿承制，殿中丞李仲昌降为大理寺丞。
也就是说，参与施工的前方官员一个没杀，全部都只是贬官了事，这就是宋朝给全国人民的交代。千言万语，但又一切都在不言中。说句犯忌讳的话，千年之前的谜之操作其实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迹可循，甚至对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天下大事何其多也，发一场大水死一些百姓有何所谓，大人物的眼光要着眼于全局，而所谓全局就是不能只盯着一个地方。
说一个可能会让人觉得很残酷但又那么真实的事实，这时候宋朝的君臣最在意的事其实并非六塔河治水方案的失败，也不是成百上千人的命归黄泉，更不是受灾地区百姓的居无定所，而是另有其事，那便是“立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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