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再次被贬出京的这天，朝臣们尤其是那些与范仲淹交好的官员都不敢去为他送行，生怕因此而上了范仲淹的“朋党榜”，但仍然有不怕事的人。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都带着酒前去为范仲淹送了行，尤其是王质更是当众为范仲淹鸣不平，他说：“希文（范仲淹的字）乃贤者，若得为朋党，幸矣！”
除了这二人，集贤校理余靖更是公开上疏为范仲淹鸣冤。他说范仲淹不过就是说了吕夷简的一点不当之举却被如此重责，这实在是不公，难道吕夷简还不能让人说了吗？正所谓言者无罪，朝廷凭什么要这么对待范仲淹？所以，还希望陛下你赶快改正自己的错误，把范仲淹再给召回来。
余靖这番话倒是逞了口舌之快，但也正因如此他也被外贬出京，出任监筠州酒税。余靖倒了，另一个人马上又站了出来，而且是主动把脸伸过去请赵祯抽打，此人便是太子中允兼馆阁校勘尹洙。他说，既然范仲淹有罪，而且我也被说成是他的朋党，那么就请陛下顺带着把我也给贬了吧！
这一回没有等赵祯出手，吕夷简直接就成全了尹洙，他被贬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监郢州洒税。
在这之后，年轻气盛的欧阳修也坐不住了。他倒是没有去找赵祯和吕夷简，而是去招惹了把阎文应给搞倒的右司谏高若讷。
欧阳修给高若讷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在信里，欧阳修先是对高若讷的为人吹捧了一番，然后就开始出口成脏地暗讽高若讷不能也不敢为范仲淹仗义执言，反而刻意逢迎吕夷简且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不闻不问。既然我们这些人现在不能越职言事，那么你高若讷身为谏官在其位却不谋其职，如此你还有什么颜面立于朝堂之上，你还知不知道什么是羞耻？
高若讷也是个爽快人，而且关键在于他也不觉得范仲淹被贬是什么冤案，而是范仲淹咎由自取。面对欧阳修对他的指责和羞辱，他没有做任何的回应，而是直接将欧阳修的书信原件呈送给了赵祯，他让赵祯帮他出这口恶气。
至于高若讷这样做的原因，前面我们也交代过，范仲淹这半年来可没少对朝中的普通官员开炮，好多人早就烦透了他这个“老愤青”，而此时的范仲淹也远不是后来的那个为国戍守西北边境并主导了庆历新政的一代名臣。所以，在高若讷看来，范仲淹的种种举动搞得朝中上下鸡飞狗跳、人人自危、怨声四起，其本人如今被贬出京实属活该。
很快，拜高若讷的那封举报信所赐，欧阳修的处理结果也下来了，他被直接从一个拥有大好前程的馆阁校勘被贬为夷陵县令。
吕夷简之前指责范仲淹结党，这个罪名在当时可能会让范仲淹气得想要吐血，但此时这些人的这些行为和言辞却让范仲淹想洗清自己的罪名都不可能了。
“君子党”——这个名字虽然好听但实则却让导致北宋官场分裂的恶魔就此横空出世，从此它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在北宋的官场上空开始盘旋，再又经过变异变强直到最后亲眼见证北宋被历史所埋葬。不过，在此时此刻它还处在初生时刻，而且这些自封为君子的青年才俊们也根本不知道他们此时的快意人生对自己的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
在为欧阳修送行的私人酒宴上，北宋的一代大才子、名列北宋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 ）之一、时年仅仅二十四岁的西京留守推官蔡襄写下了千余字的组诗《四贤一不肖》。所谓四贤就是指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那个不肖就是指的高若讷。
在这首组诗中，蔡襄分别对这五个人以诗歌的形式进行了一番评析，关于范仲淹有如下几句：中朝鸾鹤何仪仪，慷慨大体能者谁？失身受责甘如荠，浩然华实相葳蕤。希文果若事奸险，何此吉士同其声。吾知万世更万世，凛凛英风激懦夫。
高若讷得到的“馈赠”则是：司谏不能自引咎，复将已过扬当时，四公称贤尔不肖，谗言易入天难欺。
这首组诗一出很快就引得众人争相传阅，一时间洛阳纸贵，那些“出版商”们更是忙得手脚都失去了知觉，但他们同时赚了个盆满钵满。更有甚者，辽国的使臣也掺和了进来，他们把这首诗带回了辽国，然后张贴在了幽州城里让民众好好地欣赏了一回传说中文华风流的大宋到底有多么的风雅脱俗，就连政敌之间骂架都是以咏诗的方式在进行。然而，蔡襄当时却没有从中分得一杯羹，因为大家当时都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谁，蔡襄也不敢署名。
这里请恕我直言，蔡襄的这种做法其实也很有文人特色，而且非常典型——私下里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人都敢骂，但在强权面前却往往连个屁也不敢放。
针对蔡襄的这首诗在民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泗州通判陈恢上疏请求皇帝陛下追查此诗到底是何人所作，而且一旦追查出来应该予以严惩，这毕竟是在为“罪人”歌功颂德。眼看蔡襄就要倒霉，此时在朝中担任左司谏的韩琦赶紧出面先吓唬了一下陈恢，他对赵祯说陈恢这是在越职言事，目的就是为了迎合圣意，这人应该予以重责。然而，赵祯也不想把这事再给扩大化，于是两边他都不予以回应，蔡襄和陈恢都由此而躲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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