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的阻力被排除了，但自然的阻力却随之而来。泰州的扞海大堤从公元1024年开始修筑，但在次年的冬天一场大雨雪突袭而来，随即又是一场台风狂虐而至。台风来临时，当时正在施工现场的民夫可就倒了血霉，有一百多名民夫当场暴毙，而远未建成的大堤更是惨遭摧残变成了一道残垣断壁。
一时间舆情汹汹，反对者的声音再次甚嚣尘上，当地官员直接将此事呈报给朝廷，直言大堤实乃耗费民脂民膏之物，不可重筑。刘娥派出亲信太监亲自前往查勘，大有要停建之意，同时她还下令淮南转运使胡令仪与范仲淹对当前的局面以及未来的计划做出一个情况说明。
就在这个项目兴废的关键时刻，胡令仪与张纶一样选择坚定地站在范仲淹这边。困难是暂时的，但利好却是长久的，这扞海大堤无论如何都是利远大于弊，所以这个项目不能停建，反而要加大投入继续修造。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工程又遇到了麻烦，范仲淹的母亲过世了，按制他必须得放下一切公务回去守丧。在古代，只要是父母过世了，哪怕你是宰相都得回去丁忧守丧，更何况你范仲淹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呢？
这种局面之下，张纶前后三次向朝廷主动请缨由他来接替范仲淹出任此项目的总负责人。刘娥旋即任命张纶为泰州知州，由其负责该工程的后续施工。
在这之后，大的幺蛾子总算是没有再飞出来。公元1028年春，这道前后历时四年、由范仲淹和张纶接力完成的扞海大堤终于是修建完毕。它北起今天的江苏大丰县，南至江苏如东县，全长七十余公里，这道大堤其底部宽约九米，顶部宽三米，高度则是达到了五米有余。自此之后的近百余年间，由这道大堤所守护的千里沃野终于是再无海潮倒灌之灾，当地百姓也是由此而受益匪浅。
为了表示对张纶的感激，当地民众联名请求朝廷为张纶建造生祠。这个生祠就是一个人还没死但却要为他建造祠堂，唯有对国家和百姓有大恩的官员才能经过朝廷批复后获得这种待遇，而也是凭借此项政绩工程，张纶和胡令仪分别被朝廷下令加官。
说到这里，我们现在就要说点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不是那么顺耳的话了。
纵观整个扞海大堤的修建过程，范仲淹是首倡者，前期也是他在负责项目施工，后期则是由张纶全面接手。但是，最后开表彰大会的时候却没有范仲淹的份儿，因为他这时候还处在为期三年的守丧期间。然而，这其实不过只是一种好听的说辞而已，你范仲淹当时只是一个小县令，而谁都知道这种事在最后论功行赏的时候肯定是大领导获利最多，张纶和胡令仪两人一个是市长级的知州，一个是省部级的转运使，你范仲淹一个小县令怎么可能居于头功？况且张纶也是亲上一线，当地的那些乡绅土豪们就算要拍马屁也是先拍身为知州的张纶，你范仲淹根本上不了桌面。
以上这些就是当时的现状。可是，剧情为什么会在后来以及后世出现反转呢？以至于当初单独给张纶立的生祠为何后来又在当地的一众乡绅和富商的捣鼓下变成了由范仲淹、胡令仪和张纶三人共存的“三贤祠”呢？
如今我们在提到范仲淹的时候总是会对他的“泰州治堰”津津乐道，这被视为他为官生涯的一大超级政绩工程，而我们对张纶和胡令仪则知之甚少，甚至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么两个人，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范仲淹后来不是成为了北宋的参知政事、文学家和军事家，成为了北宋的一代名臣和道德君子的楷模，那么如今我们所提到的这道被后人命名为“范公堤”的大坝还会是这个名字吗？它会不会被称作是“张公堤”呢？
这就是真相。在当时，人们把主要的功劳记在了张纶和胡令仪的身上，范仲淹最多能得一块铜牌。可是，在范仲淹的官越做越大最后成了宋朝的宰辅重臣后，这一切就开始反转了，剧本也开始被改写了，范仲淹的铜牌也变成了金牌，而随着后世近千年来对范仲淹的持续尊崇，范仲淹脖子上的这块金牌所发出的金光直接就将张纶和胡令仪给背景虚化了。
对于某些范仲淹的超级铁杆粉丝而言，这些话或许不那么好听，但这是事实。这也是人性使然，只要你今后有了大出息，哪怕你曾经顽劣成性也会被人说成是天赋异禀甚至是被传为美谈，更何况范仲淹在这其中本就有“首倡之功”。
后来的历史会证明，范仲淹的这次治海甚至是他母亲中途的离世都是他人生的巨大转折点，因为正是在他丁忧期间，他结识了被外放至南京应天府担任南京留守的前枢密副使晏殊。可以说，如果没有晏殊后来的举荐就不会有他后来的范仲淹。那么，晏殊同志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惹得刘娥大动肝火进而将他贬到了南京应天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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