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所有问题的核心也就呼之欲出——宋朝老百姓此时的日子并不怎么好过。用史书的原话来说就是：天下谷帛日益耗，物价日益高，人皆谓稻苗未立而和籴，桑叶未吐而和买，自荆湖、江、淮间，民愁无聊。
这就是此时宋朝的现状：官员队伍过于臃肿，西北地区军费开支的数目过于庞大，宗教事业和活动榨取了国家的大量财富，国库钱粮日益耗损，物价飙升，稻谷还未成熟就已经被政府提前征收，蚕农的蚕还未吐丝就已经被政府惦记上了绸布的事，整个长江以南的老百姓无不感觉民生艰难。
有鉴于此，刘娥在这年的正月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由御史中丞刘筠、提举诸司库务薛贻廓会同三司各部门商议裁减国家的各种冗费。不久之后，刘娥又核准了礼仪院所奏请的取消天庆节等五个重大法定节日的天下赐宴。
赵恒在位的时候下发了一个规定，那就是每年的各种重大节日期间都会由国家出钱让天下人都打一回皇家牙祭。这是好事吗？这对老百姓而言当然是好事，政府出钱给吃喝，谁不高兴？这事皇帝也高兴，因为老百姓纷纷称颂皇帝此举仁德，这老百姓送上来的马屁有哪个皇帝不喜欢？可是，赵恒这么搞自然会让宋朝的国库叫苦不迭，一年至少五回的天下赐宴看上去就是一句话的事，可这里面需要耗费的金银钱粮可是个天文数目，况且这还不包括赵恒每年所举行的各种皇家宴会以及与朝臣们一同吃喝宴饮的费用。
如果我们要因此而指责赵恒是个好吃嘴和败家爷们儿，那么这显然对赵恒很是不公，毕竟他又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吃喝，而是带着全国人民一起大饱口福，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说他就是个好皇帝，毕竟他这样做导致宋朝出现了财政赤字。当然，赵恒这种慷慨大方得不计后果的富家公子哥如果能够和他成为朋友，那他指定是“感动宋朝年度最佳良友”最有力的竞争者。
刘娥一刀砍掉“天下赐宴”对老百姓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事，但长远地看此举无论是对宋朝本身还是对天下百姓都是利大于弊。说得不客气一点，这个政策对宋朝来说简直就是如吸血鬼一般地存在，而老百姓们看似是占了国家的便宜，但这钱粮不都是从他们手里得来的吗？因而，刘娥这一刀于国家于百姓而言都可谓是砍掉了一只巨大的吸血鬼，实为善政之举。
紧接着，刘娥将手里的刀砍向了这些年风光无限的各位道长和道姑。她下令废除全国各大道观每年由官方主导的各类祭祀和祈福活动，这不是说要完全废除这种活动，而是这种活动只限定了少数的几座皇家道观才有资格举行。同时，刘娥还下令大量削减负责守卫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等京城各大道观的卫卒人数，山东衮州的景灵宫和太极观也相应地被削减了卫卒。从此，这些道观就不再具备和兼领国家礼仪活动的职能，而仅仅就是一座普通的道观而已。
道士们这下子“遭了殃”，和尚们也别想跑。虽说赵恒这些年的拜神运动跟佛教的关系并不是很大，道教才是这其中的最大赢家，可佛教以及寺庙里的各位高僧和圣僧的小日子在这些年里也过得甚是滋润。
客观地说，这口锅其实还真的不能让赵恒来背，佛教在周世宗柴荣当政时期曾遭遇过所谓的“世宗法难”，这导致的后果就是佛教事业在中原境内近乎于处在凋敝的状态，但赵光义时期佛教事业却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整个宋朝境内蓬勃发展，赵恒在这方面所做的事连推波助澜也谈不上。可是，刘娥才不会理会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她只知道现在的这些和尚们在跟她抢钱，所以在她收拾了道士们之后，她也要对和尚们下手了。
具体的做法就是，寺庙别再修了，佛像什么的也别再建了，这些既费钱财又费民力的事都停了。最让刘娥忍受不了的是，一些地方为了给寺庙铸造铜钟竟然是把铜钱给熔化了。这可就太讽刺了，当年为了解决缺铜的问题，柴荣曾下令把寺庙里的铜钟铜像给化了，然后拿来铸造铜币和兵器，可如今这些“铜”字辈的家伙们竟然像是转世轮回一样再又变回了从前的模样。国家穷得叮当响竟然有人还如此浪费资源，本就穷疯了的刘娥得知此事后大怒，她以皇命的形式明令要求全国各地严禁毁钱铸钟。
以上种种无一不是跟钱财有关，可以说刘娥这完全就是在给自己死去的老公和公公填坑：你们男人好面子，打肿脸也要充胖子，我一个妇道人家才不在乎这些，我只知道现在家里缺钱，在无法开源的情况下，我只能选择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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