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晚期的大学者、思想家、书画家、收藏家也是颇具争议的一代隐士陈继儒在他所编撰的《安得长者言》里有这样的一句话：在事者当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当设身利害之中。
狭义来理解这句话就是别去做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我在这里想把这句话送给那些因为澶渊之盟而对宋朝大肆贬损和指责的人，而且我认为这样做实在是再合适不过。漂亮话谁都会说，但“说到”和“做到”之间的距离只有那些亲身去践行过的才知道它到底有多遥远。对于澶渊之盟的达成，饱受战争创伤的河北军民是欢呼雀跃还是义愤填膺，答案不言而喻，作为苦难的直接承受者他们在此事上才是最有发言权的，后世的嘴炮和键盘侠根本体会不到他们在战时的痛苦和心酸。
我还想说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宋辽自太宗朝正式开战以来，辽国可曾霸占过宋朝一座城池？还是请注意，我说的不是攻占，而是霸占。也就是说，辽国可曾掠夺过宋朝一寸土地？事实上，辽国的南下无一不是对宋朝两次大举北征的报复性攻击，而宋朝的北征是以占领城池和土地为目的，辽国却只是单纯的报复。至于幽云十六州，请问，那是宋朝的吗？要知道在宋朝建立之前辽国就早已经将其收入了囊中。
如果现今的我们要以澶渊之盟的达成来指责宋朝人和赵恒贪图苟安不去收复燕云之地，那么他们是否更有资格反过来指责如今的我们呢？因为照此理论和说法，贝加尔湖、外兴安岭和库页岛都是他们可以向我们射出的子弹，宋朝好歹还出了个赵光义去努力甚至是疯狂地采取了行动，而我们呢？再者说，宋辽两国在当时可是同奉孔孟同尊释迦摩尼，可以说在文化上两国已经是同宗同本了，那么他们彼此间所谓的矛盾和冲突也不过就是兄弟之争而非华夷之别。反观我们的那位北方邻居，文化、宗教和人种，我们和他们哪一点算得上兄弟之国？既是如此，那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指责赵恒贪图苟安而不去收复“故土”呢？
我这里再次声明我的观点，对于澶渊之盟，我虽然不对其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但我也无意彻底否定它的积极意义。我当然是希望宋朝能够夺回燕云十六州，而且这份期待并不比赵光义少多少，而且我是完全支持寇准的想法，那就是趁着辽军势危要尽力一劳永逸地清除这个后患，哪怕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像抗美援朝那样用一场大仗打出国威、打出国际地位、打出长久的和平。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选项且是风险系数极高的选项，赢了自然就是汉民族继汉唐之后又一次地在军事上威震东亚大陆，可如果输了或是做成了夹生饭，那么宋辽之间就不再是百年和平而是百年战争。至于议和而且是以输出钱币来达成议和从而换来百年太平，这未必是最好的选择，但却绝不是最坏的或堪称耻辱的选择。
关于澶渊之盟的性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像任何事物和事理都具有两面性一样。正如在这之后宋辽间的百年和平，两国从此相安无事，这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可谓是天赐之福，两国的士兵们也不需要时刻准备着去抛头颅洒热血，这是好事吧？这真的是好事吗？百年和平让辽国彻底没有了危机感，四方之间他独大他最强，唯一的对手宋朝成了他盟誓约好的兄弟，他也就渐渐地丧失了勇武善战之风，而宋朝好歹还有个西夏在西北边不断挑事，这直接造就了大宋西军的百年盛名，也为北宋王朝在灭亡时保留住了最后的一口真气继而建立起了与金国隔江而治的南宋。辽国却惨了很多，百年和平无战事让辽国近百万的军队在迅速崛起的女真人面前一触即溃最终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惨遭亡国之祸。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我们以后再说。
澶渊之盟的达成有人狂喜自然也有人愁，前者是赵恒以及他手下的那些“怕死鬼”，后者就是寇准之类的人。除此之外，还有对此感到怒不可遏以及无可奈何之人。
对辽国身负国仇家恨的杨延昭在听说两国达成和议之后是怒火攻心，他上疏请求对回国的辽军在沿途进行分段截杀，誓要让辽国人有来无回，然后宋军再趁此天赐良机发大军北上直取幽州，如此太祖和太宗陛下的春秋美梦就可以实现，而赵恒更是将就此成为宋朝最伟大的君王。可是，赵恒对这份上疏的反应是无动于衷，他完全没有理会杨延昭。
一怒之下，杨延昭率领本部人马再次攻入辽国境内并攻破了辽国的古城，然后一番大肆劫掠之后才回到了宋境。不必意外，辽军可以打宋朝草谷，而宋朝同样也会，而这也是杨延昭最后一次能够名正言顺地拿辽国出气，因为在他出兵的时候赵恒的那道不得阻截辽军返程的诏令还没有送到他的手中。
至于无可奈何之人，那便是诸如孙全照、田敏和张凝之类的边关将领和士兵。这些人何尝不想趁此时机建立更大的功业，趁机给之前死去的无数死在辽国人刀下的弟兄复仇，可皇命难违，他们唯有依令行事。再者说，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虽然常常把“大丈夫战死沙场实乃死得其所”作为人生的信条，可说到底那不过是在不得不应战的情况下才说出来的自我激励的豪言壮语，世间又有谁愿意主动去找死呢？历史上每次战争结束或者两国终战之时那些举着刀枪忘情欢呼的士兵真的仅仅只是在欢呼胜利和停战吗？那何尝不是在庆幸自己得以在战争中幸存呢？那何尝不是在因为从此可以与父母或是妻儿长相依伴而振臂欢呼呢？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