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锡在奏疏里说道：“对老百姓来说最大的幸事莫过于少徭役和宽税赋，最大的祸害莫过于逢战事和支援前线。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放弃灵州从而不在此地与李继迁继续纠缠，如此一来我们就不用跟李继迁交战，老百姓也就可以安心种地，西北诸州也就安宁了，全国也就没有什么动荡，而我们的周边也就此清净。
经过上次与李继迁的大战，西北诸州现在是不胜困弊，土地无人耕种，各种天灾相继发生，各地相继粮食告罄。如果此时李继迁再次大举作乱，而辽国人又趁机在北方发难，那我们怎么应对？西北又何时才能获得安宁？
如果因为战乱和粮食危机致使西北大乱，势必导致匪患加重继而祸乱地一方，王小波、李顺的前车之鉴不可忘。西北一乱，蜀川也必然不稳定，辽国若此时发兵南下我们就难以应付，到时候恐怕福建、吴越、江南和荆湖等五代时期的割据之地也定然会有居心叵测之人趁机起事，那时候国家可就彻底乱套了。臣这话这绝非是在危言耸听，望陛下深思。
为此，臣希望陛下能够以德治国，以诚信感动神明，以德行感动天地。我们不要打仗了，我们要大力发展农商并适当减免各种赋税，然后把西北各地的那些流民收容起来让他们当兵或是去开垦荒地并给他们提供粮食种子，另外还应该免除他们五年的租赋。如此一来，十年之后西北大地必然是一番新的天地。老百姓有地种就有饭吃，这样何愁会有匪寇滋生？民生既定，西北即安，天下亦安。（多么高深和高明！问题是，你不去招惹李继迁，难道他就会因此而放过你这个软乎乎的又白又胖又有钱的老好人？做梦呢？）
先帝之所以要讨伐李继迁就是因为李继迁的袭扰扰乱了西北的民生并阻绝了我们与西域各个民族的贸易往来，可我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两相比较起来，我们得到的和付出的完全不对等。这是典型的急小利而忽大利，舍远图而劳近谋，先帝是近视眼没看到这一点，臣希望陛下你能够把目光放长远一点。
另外，臣听闻李继迁在得知先帝崩天之后特意素衣服丧，这说明李继迁还是大有争取的可能。现在西北凋敝，隐患丛生，但李继迁以及那些心怀叵测之人却未必知道这些，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招抚李继迁以免错失良机。臣愿陛下能够高瞻远瞩，以德治国以德服人，如若如此，何愁天下不能太平？”
简单总结一下田锡的发言，就是一句话：要修德，要对李继迁好，不要再打李继迁，而且灵州也不要了，不但要对敌人修德，内部也要修德，我们专心搞建设，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好过了，天下也就太平无事了。
修德、以德治国，这是李至和田锡在奏章里所谈内容的基础和出发点，简而言之就是要对李继迁息兵止战，而且要尽可能地满足李继迁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再去恢复西北各州的民生和农业生产。不同之处在于，李至提出将定难五州之地无偿奉上给李继迁，而田锡更上一层楼，他建议把灵州也奉送给李继迁。这种奉送土地近乎于卖国贼的行为在他们嘴里却是品德高尚之举，而且还说得是大义凛然，说这一切都是为天下苍生和国家的长远发展着想。
对此，我还是那句话：照此理论，抗日战争我们还有必要抵抗吗？直接投降送土地不好吗？如此又何来的三千五百万的军民伤亡和山河破碎呢？真的是千古谬论！
李至和田锡是卖国贼吗？结合二人的生平，他们显然不是。如果把这顶帽子扣在他们的头上显然是在以今论古，我们现在所说的战略价值和战略之地在那个时代很难被理解和认识到，他们所看重以及所看到的是西北战事给国家在军、民、财上面所带来的损害，他们所看不到的是李继迁的野心以及放弃定难五州和灵州将会对宋朝所造成的战略灾难。田锡说赵光义是近视眼，说宋朝讨伐李继迁是急小利而忽大利，但事实上他才是近视眼。我很想知道的是，如果这二位泉下有知，当他们得知后来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建立了西夏国并为祸西北之时又该作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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