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王在不在世我不知，我只知湘王不会佐汴王登位。”
覃太师上了岁数的人，被老朋友严肃认真的一问，谎话是不愿说的，他只能说大实话。
晏迟的确没告诉他汴王的生死，更不可能告诉他将来的筹谋，这些话，都源于覃太师自己的推测：“要论贤德，汴王当然胜过今上，可太傅公认为现今我朝的时势需要的是贤德之君么？慢说汴王的性情颇为优柔寡断，绝不适宜铁腕治政，汴王还根本不通君王之术，只一味的仁良，慢说于今情势，便是太平盛世也难免不被奸谗迷惑，着实连守成都得看时运如何。”
这一番话，其实不会让徐太傅大惑不解。
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臣公会承认自己是奸谗，往往都有个大义凛然忠直不阿的表面，又别说这些表里不一的官员了，哪怕是真真正正的忠良之士，也很可能拥有一个好的品行，却干着一件祸国殃民的事，这是属于能力问题。
那就决定了龙椅上的皇帝，他不仅要是个好人，还得是个能人，光是重用忠良还不行，还得清楚的判断政令的利弊。
这就如同覃逊，他可不算是个好人，毛病很多，贪过污受过贿，对于政敌的打击毫不留情，还为了自保投过敌，对辽国皇帝俯首称臣，这要是在位的皇帝不够聪明，光看覃逊的诸多/毛病别说重用了，恐怕会直接把覃逊给处死，处死了还不会有人挑皇帝的错，反而尽都讲“杀得好”。
覃逊自己恐怕都不觉自己死得冤枉。
但是，如果没有覃逊，就不会有卫辽之间这些年的表面和平，卫国完全不会有休养生息的时机，接连不断的战事和动/乱，会生生把南卫的半壁江山拖垮，东平公为南卫奠定的是基础，覃逊的功绩则是把这基础进一步夯实，先帝至少还有这点眼光，但覃逊不认为汴王也有。
也许汴王会信重晏迟，大事小情都由晏迟拍板，这可就是典型的君弱臣强了，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模式，无论什么样的君主，过于倚靠一个臣公，反而对臣公言听计从，这都必须是社稷国祚的隐患。
因为君主就算对臣公心服口服，别的人也不会服气。
有不服气的人，就有挑是生非的人，就会有争执和动/乱，晏迟要真想一直把控朝政，他何必要佐助个成年的君王登位？太子可还小呢，至少一个无法亲政的君王，事事听从于辅政的重臣，这种情形看上去得正常合理许多吧。
覃逊所以能够笃定，跟自己的老伙伴交心：“湘王毕竟是我的孙女婿，我多少知道点他的抱负，他对帝位可从来没有企图，也没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野心，否则也不至于在今日的朝会上，坦言布公的为东平公打抱不平，他虽有自保的手段，可真要图谋更大，这可就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了。”
徐太傅这回隔了良久才点点头。
“官家的隐疾，我们心里都有几分清楚，并不是什么危重的症侯，不过是早年用药太多……总之现如今官家的龙体大有康复的指望，倘若真如官家信重的医官诊判，官家还有望诞下龙嗣，如今虽说国有太子，但不过太子毕竟并非官家的亲骨肉，讲句实在话，对于易储，满朝文武其实都心有准备。”
覃逊颔首：“世代相袭，这是人之常情，便是老夫，不也期翼着能有亲生的儿子继承家主之位么？一但官家有了亲生子嗣，便是太子并无过错，官家决意易储一事着实也是情理之中，不过官家旧时所倚重的司马权等，确然不足以辅佐官家力挽狂澜，太傅公和老夫都看得清楚，对于君帝而言，固然应当制衡朝堂，不能容许政事堂只有一种声音，可制衡必须得给大业让步，辽国在积蓄国力，我朝更不能再容贪谗横行致使民怨沸腾国力衰微，这就是事分轻重缓急。”
“不过太师公就这般笃定，湘王以如此果狠的手段剪除贪谗，日后真能全身而退免受君帝猜忌？”徐太傅仍然担心湘王权势过重，到头来与皇帝势同水火，那么君臣之间还必有一场争斗，这场争斗无疑比今日勤政殿之事更加激烈，甚至引发的祸患还将远远严重于九地叛乱。
覃太师放松了肩膀，也终于不再“梳理”他那把美须：“我们都老了，操不得这么多心，湘王是我的孙婿，可便是我这在朝堂之上旋斗一生的老油子，也着实深深畏服于他这后生，对于湘王，我只明悉一件事，倘若湘王决意颠覆这社稷，我是无能为力阻止的，同样，要若湘王连自身都难保，我覃氏一门也同样会万劫不复，时也命也，我唯只能看重眼前之益，不能再虑日后之事。”
覃逊其实清楚，徐太傅并不会阻挠湘王剪清敌仇这一“任性”。
东平公本不应死，更何况背负着那样的冤屈死于刑场，这是大卫真正心怀社稷的臣公心中永远的憾痛，所以这些年来，他们冷眼看着羿姓皇室继续重用那些谤害东平公的奸谗，虽说仍然楚心积虑的在朝堂上斡旋，判断着天子制衡的心态，提携了不少忠臣直士和奸谗祸党抗衡，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卫的国祚继续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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