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是初二期末考试的前几天，爷爷病重，躺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私人小医院。那时的我和弟弟，听闻消息后悄悄拿了家里的鸡蛋，煮了两个，满心牵挂地赶到医院去看望爷爷。
爷爷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自奶奶去世后，他便在子女家轮流居住，却如同一个被踢来踢去的皮球，始终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在大爹新盖的小楼房里，爷爷住的是一楼最潮湿的房间，阴暗潮湿的环境中堆放着各种各样的杂物，仿佛在诉说着他被忽视的命运。
在二姨新买的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里，爷爷住的竟是我曾经寄养在她家时几平米的、分不清是厕所还是储物室的房间。我那时还小，住在那样的房间都觉得很局促，爷爷却也只能屈居于此。
三姨家，爷爷只是偶尔去，因为三姨父脾气不好，常会因为爷爷跟三姨起争执。爷爷为了不让女儿难做，每次去三姨家都是吃顿饭待两天就走了。但即便如此，三姨对爷爷相比较其他子女来说，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还常常偷偷塞钱给爷爷。
其实对爷爷最好最孝顺的是我的父亲。那时爸爸有出息，爷爷奶奶都跟着我们，只是父亲去世以后，爷爷奶奶便开始了他们悲剧的晚年生活。那时母亲在我们读书的学校旁边开了饭馆，爷爷偶尔会来看我们。我常偷店里的烟、茶叶等给爷爷，只要是我觉得爷爷能用上的、爷爷可能需要的东西，我都会偷偷塞点给爷爷。因为母亲的强势，我们小时候做什么事都只能偷偷地做，也不知道跟母亲说出来会不会得到支持。有些在现在看来是正确的事情，小时候我们却都只会偷偷地去做，或许是那时被母亲压制得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
我听说爷爷是在家后院的竹林发烧昏倒了，被邻居发现后才送去医院就诊的。爷爷就像一片飘零的落叶，在生命垂危之际，竟没有一个子女在身边及时发现他的异样。第一天去医院看望爷爷，听说爷爷是由于发烧引起的诸多器官衰竭，情况很不乐观。爷爷当时意识模糊，靠着氧气瓶艰难地呼吸着。他的脸色苍白如纸，嘴唇干裂得如同久旱的土地。眼睛微微闭着，呼吸急促，喉咙里一直有口痰，卡在喉咙里上不去也下不来，听着极为难受，仿佛是爷爷与死神在做着最后的抗争。
我心疼地望着爷爷，不知道他有没有认出我，知不知道他疼爱的孙女儿来看他了。我想起兜里的鸡蛋，拿了出来。但看着爷爷此刻的样子，心中一阵酸楚，爷爷恐怕吃不上了。
当时母亲和别人闲聊，几个刺耳的字眼被我捕捉到。原来，爷爷在大爹家发烧，整整烧了七天七夜，最后晕倒了才被送到医院。一开始家里人都知道爷爷感冒发烧，但都没人在意，觉得吃药休息几天就好了。爷爷那阵子似乎知道自己好不了，昏倒的头一天还曾到自己唯一的妹妹那里去做客，他把身上值钱的、觉得对妹妹有用的东西都留给了她。随后回家便一病不起。一个七旬老人，发烧七天七夜，在自己亲儿子家，那是我的爷爷，疼爱我的爷爷啊！爷爷后来被送到了县城的医院，但是那时不知为什么大医院都不敢收。可是爷爷还有一口气在，大爹他们又不愿意把爷爷带回家，最后二姨和大妈只能找了一家私立医院让爷爷住院。
第二天再去看爷爷的时候，想到昨天听到爷爷喉咙里似乎有痰，我和弟弟凑钱买了一袋上好佳的薄荷糖就去了医院。那天爷爷似乎比较有精神，会睁着眼睛看母亲和其他亲人之间的对话，也会深深的看着我和弟弟，中途还吃了一颗弟弟喂的薄荷糖。爷爷依旧不能言语，却还知道糖不能一下咽下去，他会把糖含在嘴里慢慢品尝，我们都以为爷爷会好起来吧。
我记得途中，爷爷突然睁开眼睛，很害怕地望着我身后的门。我忽然想起电视上说的勾魂的牛头马面，又看看爷爷的神情。当时想着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用大蒲扇使劲扇着门口，其实那里什么都没有。奇怪的是，我扇了几次后爷爷安静地闭着眼睛，我也停了下来，安静地看着爷爷。爷爷脸上布满皱纹，比记忆里消瘦了很多很多。突然爷爷又睁开了眼睛，又害怕地盯着我身后的门，我条件反射地转身，门口什么也没有，我却幼稚地继续挥舞着那把残破的大蒲扇。
来来回回中，旁边的大妈提起怎么送粥的二姨还没来，要不要去催催。妈妈手机没电了，叫我去楼下医院门口的小卖部打电话催催。我二话没说，跑下楼打电话。电话通了，冷漠的称呼了一声，说明来意，得到的回答是：“现在天热，我洗了澡，马上送过来！” 那时是下午两点三十二分，医院里，一个七旬老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地躺着等他的亲生女儿来送粥，她的女儿说，天热，洗了澡，马上来。子女们的冷漠无情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他们觉得爷爷吃不吃已经无所谓了吧，所以才敢这样漫不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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