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举措
唐武宗李炎执政的会昌年间，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宦官势力、强化相权的重要政策。当时，宦官的权力已经膨胀到威胁朝廷正常运作的程度，特别是在“甘露之变”之后，宦官几乎掌握了国家的主要权力，而宰相的角色则被边缘化为仅仅是执行命令的工具人。为了扭转这一不利的局面，武宗任命了贤能的宰相李德裕，并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改革措施来改变现状：
一、削弱宦官势力
首先，针对宦官首领仇士良的专横跋扈，唐武宗运用智慧的政治策略，表面上晋升仇士良为观军容使，实际上却逐步剥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最终，武宗迫使仇士良自动提出退隐，并在他去世之后以贪污受贿等罪名没收了其全部家产，从而对宦官集团形成了有效的打击。
二、加强宰相的权利
其次，在武宗与李德裕的共同努力下，恢复了宰相在政治决策中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务应归中书省管理，确保宰相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进行治国理政。为了避免历史上由于宰相长期独揽大权而导致的问题——例如李林甫长时间把持朝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李德裕还建议定期更换宰相，限制任期长度，以此维护了政治环境的清廉和公正。同时重新赋予了中书舍人参与日常政务的权利，这些举措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运作效率，也提升了决策的质量。从而更加有效地控制了宦官势力的增长，强化了宰相及中央官员在处理国家事务方面的作用，对于维持唐朝后期的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清理入仕门径
在唐末时期，翰林学士刘允章与范祖禹曾上言，陈述官僚体系腐败和入仕途径过于宽松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对国家的危害程度几乎可以与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相提并论。针对这些弊病，在会昌年间（840-846年），武宗宰相李德裕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严格控制官员选拔程序，并提高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为了提升铨选的质量，他们强化了进士科的考试制度，确保只有真正有学识的人才可以通过考试。具体来说采取了以下措施：
1.限制录取人数：规定每年通过进士科考试的人数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以此提高人才选拔的竞争性。
2.引入覆试制度：在原有考试的基础上增加了覆试环节，以进一步筛选出最优秀的候选人。例如，在会昌四年（844年）和五年（845年）的覆试中，许多初选合格的考生未能通过更为严格的覆试，这体现了朝廷对于选拔标准的严格把控以及对浮华风气的抑制。
其次，对于新科进士的职位分配也制定了更严格的规定。根据会昌二年（842年）的一道敕令，所有新科进士必须先从基层职务做起，如州府参军或紧县尉等，并且需要经过两次考核后，才能被正式任命为更高层级的官员。这一政策旨在让年轻官员积累实际工作经验，避免因缺乏实践经验而导致的工作失误。
此外，朝廷还规范了地方道府推荐官员的行为，限制了各道奏请官员的数量，从而防止“幸门”的开启——即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官职的现象。此举不仅有助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也减少了地方势力坐大的可能性，进而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和控制力。
最后，针对门荫特权的滥用问题，朝廷发布了新的敕令，要求严格执行用荫的标准，打击假冒特权的行为，确保只有真正符合条件的人才能够享受门荫带来的利益。这不仅提高了官僚队伍的专业性和廉洁度，同时也促进了吏治的清廉和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四、严刑峻法
唐武宗继位后，致力于通过一系列改革来整顿吏治，特别是以严刑峻法为核心，对贪腐行为进行严厉惩处。这些改革措施显着提高了行政效率，并为唐朝后期的政治稳定和廉政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 精简政府机构
会昌四年（844年），武宗采纳了宰相李德裕的建议，裁汰了两千多名冗官，精简了政府机构。这一举措不仅减少了国家财政支出，还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得政府运作更加灵活高效。
2. 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武宗在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发布的即位赦文中，明确表示除了犯有十恶不赦、背叛国家、故意杀人及官员贪赃枉法等罪行的人不予赦免外，其余所有罪犯不论罪行轻重均予以释放。现了他对严重犯罪尤其是腐败现象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3. 加强廉政建设
为了进一步强化廉政建设，唐武宗在会昌元年（841年）正月下诏强调，对于任何官吏的贪污行为，无论职位高低，都应受到同等严厉的惩罚。特别指出，当贪污金额达到丝绢三十匹或金钱满千钱时，将会被判处决。此规定显示了朝廷打击贪污腐败的决心和力度空前加大。
4. 持续不断的肃贪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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