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之所以要与李训和郑注二人合作，是因为他刚即位就面临两大棘手的问题：
这就是牛李党争和宦官专权。牛李党争源于宪宗时期，两党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政治理念不合，李党主张改革政局，以振兴朝政，而牛党则更倾向于维持现状，避免发生剧大变动。两派成员在宪宗朝之后就分化为了对立的阵营，彼此一直争斗不断，削弱了朝廷的力量。
另一方面，自德宗统治时期，宦官集团就掌握了中央禁军神策军的大权，不仅贪污腐化，欺压百姓，还干预起了朝政，更严重的是连皇帝都被其左右，使得中央朝政陷入了一片混乱，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地方割据以及边境叛乱。
唐文宗深感宦官势力对皇权的严重威胁，日夜谋划着铲除这股势力以恢复朝廷的正常秩序。而宦官王守澄推荐的李训和郑注，正好成为了他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人物。李训所以得宠，是因为他对《周易》的理解很深，受到文宗的赏识；郑注的医术不错，治好了文宗多年不愈的风疾，所以二人迅速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尽管大臣们曾反对皇帝任用他们，但文宗却没有听从，依然提拔并重用了他们，因此也巩固了其在朝堂上的地位。
另外，他们两人之所以被文宗赋予了如此重任，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一是二人身份比较特殊。他们都是由宦官王守澄扶持和提拔上来的人，在宦官眼中自然被视为了“自己人”。唐文宗希望通过他们两个来借力打力——利用宦官内部的矛盾打击宦官的整体实力。
二是作为皇帝身边的宠臣，李训和郑注不外乎棋子而已。一旦文宗铲除宦官的计划泄露或失败，他完全可以轻易的抛弃掉他们以保全自身。
惨烈的“甘露之变”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元835年），一个看似平常的早晨，却成为了唐朝历史上一段黑暗的时刻。这一天，文宗正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报告称左金吾仗院内的石榴树上夜间降下了甘露——传统上被视为吉祥之兆的现象。李训等人建议文宗皇帝亲自去查看这一罕见的天赐祥瑞，认为其出现在宫禁之内尤为特殊。
于是，文宗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提议前往含元殿，同时他还命令宰相与中书、门下省官员们先去视察。然而，当官员们返回后表示怀疑这并非真正的甘露时，文宗再次派遣宦官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带领其他宦官前去确认。这次视察成为了一场精心策划阴谋的导火索。
当宦官仇士良等人到达左金吾仗院时，他们注意到韩约表现异常紧张，同时发现了藏匿的武装士兵。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宦官们迅速撤退至含元殿，并迫使文宗乘软舆进入内宫。此时，李训试图召集金吾卫士保护皇帝，同时大声疾呼阻止皇帝入宫，但未能成功。宦官们成功将文宗带入宣政门并关闭了大门，导致朝廷官员惊慌失措地四散奔逃。
随着事态急转直下，宦官们立即调遣了五百名神策军士兵持刀冲出东上阁门，对现场人员展开大规模的屠戮，当场造成数百人身亡。随后，宦官们封锁了宫城的各门进行搜捕，又诛了上千人。在这场被称为“甘露之变”的血腥镇压中，包括李训在内的多位朝廷重臣被诛，而他们的家族也未能幸免于难，遭到了残酷的灭门。
这件事件过后，唐文宗被宦官软禁了起来，国家大权则全部落入了宦官的手中，而宰相等官员们仅能处理文书工作。宦官们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不仅威胁到皇帝的安全，还轻视宰相，对待朝臣如同草芥。面对这样的局面，文宗皇帝感到无计可施，只能通过饮酒和作诗来排解内心的痛苦。有一次，他对当值学士周墀倾诉，感叹自己的处境甚至不如历史上受制于人的周赧王和汉献帝，言语间充满无奈和悲伤，令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尽管如此，在郑覃、李石指出李训和郑注实际上是宦官所引荐的事实，以及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上表为王涯、贾餗等人鸣冤之后，仇士良开始有所收敛。这些举动使得文宗和他的大臣们能够重新行使部分权力，暂时缓解了宦官专权的局面。
“甘露之变”不仅是文宗铲除宦官势力计划的重大失败，也标志着唐朝皇权进一步削弱，宦官专权的局面更加巩固。这场悲剧深刻影响了唐朝后期的政治格局，留下了深远的历史教训，展现了文宗在政治风暴中的无力感和个人悲剧。
患病离世
唐文宗李昂在位期间，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波和个人的悲剧。他曾有意立其兄敬宗的长子晋王李普为太子，但不幸的是，李普早逝，被追封为悼怀太子。随后，唐文宗立自己的长子李永为太子。然而，命运多舛，庄恪太子李永英年早逝。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文宗曾考虑立敬宗幼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但最后因健康状况急转直下而未能正式册立。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一，长期积压的政治压力和个人悲痛最终导致唐文宗李昂身心俱疲，病重卧床不起。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文宗委托枢密使刘弘逸与薛季棱召集宰相杨嗣复和李珏，嘱托他们辅佐太子监国，并确保政权平稳过渡。这一安排，也反映了文宗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关怀，以及他对几位忠臣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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