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勉政务应对挑战
此外，李治一改其父唐太宗时期每三日上朝一次的习惯，改为每日举行早朝。这一改变不仅象征着他决心以更加勤勉的态度处理政务，也体现了他积极应对国家挑战、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坚定意志。通过每日与大臣们会面，李治能够更及时地了解民情、解决实际问题，进而安抚民心，逐步化解社会矛盾。此举向朝廷内外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新皇将以实际行动践行勤政爱民的理念，为国家的繁荣稳定不懈努力。
重用老臣维护稳定
在人事任用上，唐高宗李治承袭了太宗时期的政策，继续重用如李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资深重臣。这些老臣不仅经验丰富，而且忠心耿耿，是支撑朝廷稳定的重要力量。李治基本上延续了太宗时期的治理模式，力求再现贞观之治的政治清明与高效。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唐高宗在恢复并维持一个公正、透明且高效的行政体系，以此促进国家的繁荣与发展，重现昔日盛世的辉煌。
归还土地和房产赢得民心
在永徽二年（651年）九月，唐高宗李治颁布了一项重要诏令，决定将之前被占用的民田和住宅归还给原主。这一举措体现了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致力于纠正过往不当行为、恢复社会公正的决心。通过归还土地和房产，李治不仅希望能够补偿受影响的民众，也意在重建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信任，进一步巩固政权的稳定性和合法性。此举赢得了民心，展现了新君主对公平正义的承诺。
善于识人用人
唐高宗李治以其出色的识人用人之道，提拔了一大批贤能之士至重要岗位。诸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瓘和魏元忠等人都在他的任期内获得了重用。值得一提的是，像韦思谦这样曾遭受褚遂良打压的人才，以及杜正伦这样在太宗时期未获充分重视的贤士，也都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通过这些任命，李治不仅展示了他广纳贤才、不拘一格的用人理念，也彰显了他对公正与能力的高度尊重。此举不仅充实了朝廷的人才库，也为国家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
对《贞观律》的修订
永徽二年，高宗李治令长孙无忌等大臣对太宗时期的《贞观律》进行了修订，编撰并发布了新的法律文本《永徽疏议》。新文本里不仅更新了一些原有的法律条文，还引入了新的规定，从而使法律体系更加公平合理，更符合时代的需要。
这次修改也反映了高宗对法治建设的重视，以及对民众福祉的关注。这部法律不仅成为高宗时期官方遵行的法律依据，也展示了中国古代立法技术的顶尖成就，体现了法律制度的高度成熟与完善，堪称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代表了当时法律思想和实践的最佳水平。这次对法律的更新，也是唐朝法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进步，使得法律能更好的满足人民的需求，从而跟上时代的变化。
同时，唐高宗还加大了在社会上对法律教育的宣传力度，希望民众能够更好地了解和遵守法律，从而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公平的社会。经过细致的调整，新出台的法律文本不仅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民众的需求。让每条法律既符合时代要求，又能更好地服务于百姓。新法律文本就像为国家的法治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助力，将国家治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不仅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还为民众营造了一个更加公平和正义的生活环境。
改革振兴科举制度
唐高宗李治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一项重要成就，是重新振兴了科举制度，并在其统治期间显着扩大了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规模。这一时期，中举和应试的人数显着增加，科举制度的影响逐渐渗透到最高级别的官僚机构中。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宰相皆有功名背景，表明科举成为了一条重要的入仕途径。
尽管如此，也不应过分夸大这一趋势。实际上，在整个官僚体系中，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人仍然是少数。大多数官员依旧依赖于世袭特权或从低级胥吏晋升上来。例如，在永徽七年（656年），有资格升迁为正式官员的胥吏数量达到了1400人，而同年通过进士考试的人数仅有22人。这反映出虽然科举制度正在逐步改变官员选拔的方式，但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传统路径依然是多数人入仕的主要渠道。李治对科举制度的重视与推广，不仅为社会提供了更多流动性，也促进了人才的选拔和官僚体系的多元化，然而，真正的变革仍需时日才能全面实现。
永徽之治
在唐高宗李治统治的早期，大唐王朝达到了一个繁荣稳定的高峰。那时候，朝廷政治清明，官员们大多清廉正直、遵守法规，大家共同努力为国家和百姓谋福利。社会经济也非常活跃，商业频繁，市场热闹非凡，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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