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红把烤好的板栗和桔子分给孩子们，前几天张冀出事儿了，她心里烦闷连夜做了桂花糕，昨天又做了红豆包、今天早上又做了枣泥馅儿的棋子烧饼儿。宋建国还自己做了红果酪沾了各式各样的小糖堆儿。 两人让孩子们都吃了，吃了就没烦恼了。
王桂兰心想：知道是家里出事儿了，不知道还以为中彩票了呢。
周伟红说：“五大道是好，可是我们小时候住的老城里那才叫更好。”
若是不经意走进了老城厢，青砖灰檐、方院高墙，仿佛一秒穿越回古老的“天津卫”，透着京畿之地的古朴与庄重。拥有600多年完整城市建设历史的老城厢，是古代天津卫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而立于老城中心的鼓楼，则是老天津人心里经典的地标。
如今，不管周围人气颇旺的老街怎么喧嚣，鼓楼看上去总是沉静的，浸润着历经岁月磨砺的静气。登上鼓楼，倚靠着汉白玉栏杆，抬头即是琉璃碧瓦下的飞檐斗拱，看着群青漆色间点缀的朱红，很难不被暗藏在建筑中的“老祖宗的审美”所惊艳、震撼。
当年，周伟红家住在鼓楼附近的的一座大杂院里。解放前是一处有钱人家的宅子，进门有门当抬头有户对，两进的四合院住着多年的邻居们。正对着大门有一堵青砖镂空雕花的灰色影壁墙，听说当时是请大天津最着名的砖雕师傅刻砖刘的手艺。那时家家户户还没有煤气，家家户户早上起来做饭都得生炉子。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的妇女们也都被安排了工作，家家户户大多数都是双职工家庭，很多还都是三班倒，大家都牟足了劲儿，恨不得一代人就赶超欧美。
孩子们放假就都自己在家做饭，一个孩子的就脖子上挂钥匙。孩子们凑在一起总有玩不完的游戏。猴皮筋儿能跳出花样儿来，跳绳也一样，踢键子更是能提出宇宙新高度。打羽毛球、叠罗汉、放风筝、拉空竹、推圆环每天都玩儿满头大汗，乐不思蜀。
周伟红的父亲是厂子里的木工。家里的家具也都是他自己做的。不仅大衣柜、大床小床、餐桌、碗橱是他自己打的，就连孩子们的儿童车，都是他亲手作的。周伟红的母亲手也很巧，大人孩子们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周伟红小时候长得特别好看，母亲用的确良给做的花裙子剩下的布头做个绸子扎辫子上，再穿上白袜子红皮鞋，洋气极了。日子很困难，可依然过得体体面面。
周伟红跟一家人随便聊着，聊着聊着话题就就没了边际儿，话匣子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百年中国看天津，到新中国产自天津的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块手表，第一块出口的海鸥手表、第一辆无轨电车、第一台全齿轮车床、第一辆简易蒸汽机、第一家拖拉机制造厂、天津是第一个有公交车的城市、第二个有地铁的城市、天津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南开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
王桂兰新说，说这些干什么呢，说这些自家的烦恼就没有了吗？说这些就能找回自信，把日子过好了 ，这些跟小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可她正这么琢磨着，忽然看到一家人老老小小的眼睛真都比刚才亮了，还真是多了自信和骄傲。
周伟红跟大家聊自己结婚前家门口的情形：旧时的鼓楼高三层，楼基是砖砌方形城墩台，楼体设有拱形四通门洞，对应四座城门。城台上建有木质双层顶式阁楼，上层内悬唐宋铁制大钟，早晚共敲 108 响用作报时，老百姓以此掌握起居和劳作时间，成为天津独特的一景。 周伟红小时候就住在老城里离着钟鼓楼非常近。
老城里还有高台阶的华家门：华家在清朝初期经营盐业，家产丰厚。华世奎更是天津四大名书法家之一，16 岁中秀才，19 岁中举人，后来成为正三品官员。他家门口台阶高，显示出较高的社会地位，被人们称为“高台阶，华家门”。
还有“李善人”的善举：李春城家也是靠经营盐业发家的豪门。李家好布施，修建各地庙宇、冬天施舍棉衣和小米粥、接济难民等。到了李春城的孙子李荩臣时，“李善人”的名号才传开。马三立大师的《开粥厂》据说就是以李善人为原型创作的，因为当年李家确实在东南城角草厂庵开设过“李善人粥厂”，用来收容乞丐。
还有什么叫天津俗语 “一坑银子、一坑鬼，一坑官帽儿、一坑水”：说得是关于老城厢内四个水坑的民谚。东北角的水坑被称为“一坑银子”，因为东北角外是大胡同商业区，还有官银号，是老天津卫的金融中心；西北角的水坑附近有城隍庙，被叫做“一坑鬼儿”；东南角的水坑旁是贡院，考上举子能当官，所以是“一坑官帽儿”；西南角的水坑最大，就被称作“一坑水”。
“北门富，东门贵，南门贫，西门贱”：这是老天津人对老城厢四个方位居民状况的总结。北门商业发达，漕运繁忙，有众多商业区；东门有文庙等文化教育场所，还有很多府署衙门，政治、教育、商务融合；南门居住的多是贫苦居民，还有南市三不管这样鱼龙混杂的地方；西门外有乱葬岗、刑场，且居住着很多贫苦百姓和土娼，所以有这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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