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夜，雪花如鹅毛般纷纷扬扬地飘落，将整个城市装点成了一个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艾莉森和卢卡斯坐在温暖壁炉前的沙发上，昏黄灯光洒在他们身上，映出长长的影子。壁炉里，木柴燃烧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艾莉森手中捧着一本泛黄的旧书，眼神专注而又带着一丝神秘。卢卡斯好奇地看着她，打破了沉默：“艾莉森，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书？感觉很神秘的样子。”
艾莉森微微一笑，将书递给卢卡斯：“这是我在一个旧书店偶然发现的笔记，里面记录了很多被历史书刻意忽略的事情。有些真相，历史书上不敢讲，也不能讲。”
卢卡斯接过书，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童话，而真相藏在被删除的章节里。”他的眉头微微皱起，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好奇心：“那里面到底写了什么？”
艾莉森神秘兮兮地说：“里面抛出了几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明朝只有洪武、永乐、嘉靖的小部分时期，不断重申海禁令，施行严格的海禁。清则是康熙二十三年前，施行严格海禁。闭关锁国施行最严苛的时期，恰是明清两大帝国最辉煌时。这是为什么呢？还有朱元璋迁14万江南富户入凤阳，朱棣迁大批江南富户入北京，他们到底图啥？一个海盗头子郑芝龙，养活20万军队，他靠什么？清军入关，在北方有屠城，杀个几千人不得了了，为何在扬州、昆山、嘉兴、江阴、常熟、金华、南昌、广州等地，大肆几万、几十万的屠，是这里的抵抗更激烈吗？”
卢卡斯的眼睛亮了起来：“这些问题确实很值得探究，我们不妨用矛盾论来思考一下，说不定能找到一些答案。”
两人坐在壁炉前，开始深入探讨第一个问题。艾莉森皱着眉头，分析道：“明朝洪武至永乐年间及嘉靖倭乱时期，清康熙二十三年前施行严格海禁，而这段时间恰恰是明清两大帝国最辉煌的时候。从经济基础来看，隆庆开关后，西班牙银元通过马尼拉大帆船涌入中国，占明朝财政收入30%以上。海禁实为对白银流动失控的应激反应。当时的江南地区，松江布业、苏州丝绸的海外订单激增，这意味着民间资本在海外贸易中逐渐崛起，威胁到了中央对经济的绝对控制权。”
卢卡斯点了点头，补充道：“从权力结构方面分析，王直、徐海等武装海商集团拥有舰船千艘，堪比国家海军。朱元璋‘片板不得下海’的诏令，本质上是消灭民间武装资本，将海洋贸易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朝廷手中。朝贡体系方面，日本战国大名通过走私获取生丝，打破了明朝主导的贸易秩序，海禁成为维护‘天朝上国’幻象的政治表演。”
艾莉森接着说：“在文化心理上，将海盗美化为‘倭寇’，实为掩盖官商勾结的事实。《明实录》记载，漳州卫所军官私通走私船队的案例达172起。这反映出当时朝廷内部对于海洋贸易的复杂态度，一方面想要控制海外贸易带来的财富，另一方面又担心民间资本的壮大威胁到统治。”
卢卡斯总结道：“所以，明清时期施行严格海禁，是在经济、权力结构和心理等多方面矛盾交织下的产物。帝国在辉煌的背后，面临着对海外贸易失控的恐惧，以及对民间资本崛起的担忧，只能通过海禁来维护自身的统治。”
话题转向了朱元璋和朱棣迁徙江南富户的事件。艾莉森缓缓说道：“朱元璋迁14万江南富户至凤阳，朱棣迁大批江南富户入北京，表面上是打击豪强，但实际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财富掠夺。从财政危机角度来看，空印案导致地方官员用空白文书虚报税赋，中央财政收入锐减30%。迁徙富户可绕过腐败的税收系统，直接掠夺江南财富。江南地区一直是国家的经济重心，富户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朝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快速充实国库。”
卢卡斯分析道：“从社会控制的技术层面来看，将富户编入‘匠户’‘灶户’等世袭职业，切断其与土地的联系。明代户籍档案显示，迁徙户中83%失去原有资产。这样一来，富户们失去了经济基础，无法再对朝廷的统治构成威胁。同时，凤阳花鼓戏中‘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唱词，实为对反抗者的精神绞杀，让其他人对朝廷的权威产生敬畏之心。”
艾莉森接着说：“这场富户迁徙事件，反映了朝廷与地方富户之间深刻的矛盾。朝廷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和经济利益，不惜采取强制手段剥夺富户的财富和资产，而富户们则在这场权力与资本的较量中成为了牺牲品。”
在探讨郑芝龙养活20万军队的秘诀时，卢卡斯兴奋地说：“郑芝龙的海盗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三级财富榨取体系非常巧妙。首先是海盗保险业，商船缴纳10%货物价值的‘保护费’，可获得郑家旗帜庇护。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显示，1630年代该费用年入达200万两白银。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商业保险，只不过是通过暴力的手段来保障商船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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