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二零一一年内战爆发到二零一二年，他们的官员大批反水，总理逃跑，驻外大使也逃，军警宪特部门叛逃者超过两万人，其中包括20多名将军300多名校级军官，军队不稳的程度严重超过了一九七六年第一次内战期间，既然如此，各单位互相监督的任务也就更重了，机动兵力也就更少了，在二零一一年的内战中，政府军能够拿出来参战的兵力就极其有限，最终损伤惨重。
“这国家什么制定啊，我以为未来都是和后世那样，或者想白头鹰那样，总归还是选举”。
“是啊，他们好像还真有皇位，我一开始以为是比喻”。
陈勇见到这种问题，停下来补充了一句：“他们那也算是君王制吧，虽然有些差别，具体不清楚，但是总归还是属于父亲没了，儿子继位那种”。
说完这些，接着再讲下面的。
现在是正规军不行了，那就得求助于民兵，但是刚才说了，他搞新自由主义，复兴党基层都被搞失控了，而非正规经济容纳62.4%就业人口的情况下，拉出来的队伍会是什么成色不用说也知道。但是，二零一二年后，正规军的兵力即将耗尽，而且伤亡最大的都是最忠于自己的那部分，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二零一三年当地政府正式发布了法令，允许私营公司建立武装保护基础设施，由此当地的各路亲政府民兵也就纷纷出笼。
具体来说第二次内战期间的亲政府民兵组织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部门组建型，比如空军情报局下属的老虎部队就是一些陆军和特种部队的残余当骨干，联合阿拉维派民兵搞起来的，这样的部队很快就形成了不错的战斗力。第二种是结寨自保型，比如那些少数宗教教派的武装，由于很团结战斗力也不错。但是占绝大多数的第三类，来源就不那么单纯了，天下一乱，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一些商人看到了商机纷纷建立军事承包公司，有背景的帮派组织走私团伙这个时候也跳出来，积极的组建各种武装争夺地盘。公平的说虽然来源庞杂，但这些民兵在愿意打的时候还是挺能打的，毕竟在防御战中他们往往是防守自己的根据地，肯定会打到底在，而进攻战中如果目标是有较大经济利益的城镇，他们也很愿意拼一拼。
此时一群史官谈论了起来。
“团练，完蛋了，打到后面那肯定是军阀混战”。
“真的是回到汉末了”。
“看来即使科技在发达，在这些方面，真是千年不变啊，往前看看总能找着出处”。
“是啊，或许这历史，是咱留个后世为数不多的好东西”。
“这样说，那可得好好记着了，最好用后世的白话再记载一遍”。
在这种情况下，民兵还算有战力，而二零一一年跳出来的那些所谓反对派又实在是太魔怔，动不动就要屠这个洗那个，普通民众对他们是又恨又怕，各路民兵或者说军阀也不想被人断了财路，所以一致支持政府剿匪，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政府军岌岌可危的形式很快就得到了缓解，看到效果不错，二零一三年开始政府正规军的战术也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们甚至发明了军事招标的标准模式，把攻坚任务交给了民兵，比如装甲第四师就被授予处置战场上一切遗弃或被夷平财产的权利，有了这个大权他们一打到哪里就能吸引一大队民兵武装聚集过来，第四装甲师可以躲在背后提供炮火支援和进行督战，一路下来打的顺风顺水伤亡还不大。
但是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这场内战打下来，由于采取了军事招标的模式，当地政府的财权治理权就在一次又一次的所谓胜利和收复当中分解给了各个地方军事派系，今天回顾起来陈柯下猛药可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如果能借胜利之势重建政府的权威，在胜利后逐步收回权力重新凝聚国家，也算是凤凰涅盘，但是战场局面刚刚稳定，西方的制裁就步步紧逼，这使得当地政府不但没能收回权利，反而不得不让战前那些搞走私的能人们把非正规经济全面做大做强，至少到二零一五年其国内的影子经济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已经达到了22%，后来干脆就无法统计。
同时面对财政赤字一飞冲天，货币剧烈贬值的局面当地政府不得不拼命的甩包袱，二零一六年一月他们颁布了公共私营部门合作法允许各地政府用公共资产自建公司去自谋生路，只要能维持基本的社会服务就行，各地的官员既然可以和商人合作搞钱，那自然不会全听上头的话了。
结果即使进一步加剧了自身财政资源的枯竭也加剧了各地的离心离德，当然在一片瓦解中当地政府也做出过自救的努力，那就是争取外援，既然自身难以造血那就必须去争取外部投资，像老阿萨德一样拿到援助掌握分配就可以对地方军事派系进行赎买，哪个派系交出武装就在哪个地方落实一个大工厂，哪个民团接受改编这条公路就交给谁重建，对于更大的派系不妨一起建银行，让这批军头出来当董事长，逐步的退出到军济领域，挣钱嘛不寒产，政府军方面则可以通过整编民兵获得一大批经验丰富的老兵和基层军官，加强自己的战斗力用财政和军事的两手重建自己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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