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日下来，劝捐之事毫无进展，苏长卿心中烦闷不已。可就在他几乎要绝望之时，城中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举人站了出来，他联合了几位乡绅，主动找到苏长卿，表示愿意带头捐出一部分粮食，并且帮忙劝说其他富户。苏长卿大喜过望，对老举人感激涕零，说道：“老先生，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呐，您的大义之举，开封城的百姓都会铭记于心的。”
在老举人和乡绅们的带动下，终于有不少富户陆续捐出了粮食，这让赈济之事又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可灾荒仍在持续，百姓们的生活依旧困苦，除了粮食问题，疫病也开始在流民中蔓延开来。
苏长卿得知后，又赶忙组织人手，在城中寻了一处闲置的院子，改成临时医馆，请来郎中为患病的百姓诊治。可药材又成了难题，苏长卿无奈之下，只好自掏腰包，派人去外地采购药材，同时号召城中百姓上山采挖一些常见的草药备用。
在这忙碌与艰难的日子里，苏长卿每日都身心俱疲，可看着那些原本绝望的百姓眼中渐渐有了希望的光彩，他又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然而，朝廷的赈济物资却迟迟未到，苏长卿一边安抚着百姓，一边不断派人去打探消息，心中满是焦虑。
终于，在众人望眼欲穿之时，朝廷的赈济车队缓缓驶入了开封城。车上满载着粮食、衣物等物资，百姓们见了，纷纷欢呼雀跃，跪地感恩。苏长卿也长舒了一口气，眼中闪着泪花，他知道，这意味着开封城的百姓终于能熬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了。
随着赈济物资的分发，疫病也逐渐得到了控制，百姓们开始重建家园，恢复生产。苏长卿又忙着组织百姓开垦荒地，修缮房屋，引导他们互帮互助，共度时艰。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方也有着各自的灾荒应对与民生保障情况，且与大明的赈济灾荒之举有着诸多可比之处与相互关联。
在朝鲜李朝时期，同样面临着自然灾害的侵袭，如频繁的水旱灾害时常影响庄稼收成，导致百姓生活困苦。朝鲜朝廷也效仿大明，设立了相应的救灾机构，平时储备粮食以应对灾荒。在灾荒发生时，一方面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另一方面组织百姓兴修水利，试图从根源上减少灾害的影响，这与大明苏长卿所在的开封府组织百姓开垦荒地、重建家园的做法异曲同工，都是着眼于灾后的恢复与长远发展，期望稳定民生，保障国家的根基稳固。
日本当时处于室町幕府时代向战国时代过渡阶段，各地大名割据，面对灾荒时的应对方式各有不同。一些沿海地区常遭受台风、海啸等灾害，大名们有的会减免受灾地区百姓的赋税，有的则会组织百姓迁移到相对的地方。但由于各势力之间利益纷争不断，在统一调配资源进行大规模赈济方面往往存在诸多阻碍，不像大明有着相对完善的朝廷统筹机制，这也凸显出不同政治体制下赈济灾荒、稳定民生的差异与难度。
法兰西王国在中世纪晚期，封建领主制度下，各地领主对自己领地内的百姓负有一定责任。当灾荒来临，如粮食欠收引发饥荒时，领主们有的会打开自家的粮仓救济百姓，有的则会组织百姓到森林中采集可食用的野菜野菜实等充饥。不过，由于领主们权力分散，且时常存在利益冲突，整体的赈济效果参差不齐，难以像大明那样形成较为统一有效的赈济体系，反映出两国在社会组织结构和应对灾荒能力上的不同特点。
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不同地区面临的灾害类型多样，像干旱、洪涝以及游牧地区的牲畜疫病等都对民生造成严重影响。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通过设立专门的慈善机构，收集各地的物资进行调配，同时鼓励富有的、贵族捐款捐物，用于赈济受灾地区的百姓。但由于其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面临着物资运输困难、不同地区需求差异等问题，与大明在赈济灾荒时面临的粮食采买、运输及分配等难题有相似之处，都是在复杂的国情下努力保障民生。
印度的德里苏丹国，常受季风气候影响，旱涝灾害频发，对农业生产破坏极大。德里苏丹国的统治者会派遣官员到受灾地区统计灾情，根据受灾程度发放救济物资，并且组织宗教机构参与到赈济活动中，借助宗教的影响力安抚百姓情绪，号召大家互帮互助。然而，地方势力的割据以及宗教矛盾等，也使得赈济工作难以全面、高效地开展，对比大明相对集中的权力和统一的赈济行动，体现出不同文化、政治背景下稳定民生举措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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