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兵背景：隋末乱世，风云激荡
隋朝末年，炀帝杨广的一系列暴政将国家拖入万劫不复之地。营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工程浩繁，征调民夫数以百万计，百姓被迫背井离乡，在皮鞭与烈日下苦苦劳作，死伤枕藉；三次征伐高句丽，兵力、物资消耗殆尽，大量青壮年血染辽东，田园荒芜，家庭破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输庸代役”沦为空谈，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还要承受官吏盘剥。加之水旱蝗灾肆虐，中原大地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各地农民起义如星火燎原，王薄于长白山振臂一呼，窦建德、翟让、杜伏威等豪杰纷纷响应，义军势力遍布全国，隋朝统治摇摇欲坠。
在这乱世之中，李渊家族却有着深厚底蕴与独特机遇。李渊出身关陇贵族，祖父李虎乃西魏“八柱国”之一，位高权重，家族世袭唐国公之爵，在关中地区威望极高，人脉广泛，累世积攒的财富、土地与部曲，为起兵提供坚实物质基础；李渊本人历任隋朝要职，曾任太原留守，手握重兵，坐镇军事重镇晋阳，此地兵精粮足、城防坚固，是隋朝抵御北方突厥侵扰前沿阵地，战略位置关键；且次子李世民胸怀大志、谋略过人，广交豪杰、笼络人心，暗中积聚反隋力量，眼见隋朝大势已去，力劝父亲起兵，伺机而动，为李渊起兵注入关键动力。
二、李渊其人：沉稳内敛，审时度势
李渊看似忠厚沉稳，实则心思缜密、深谋远虑。历经隋朝官场沉浮，他洞悉炀帝猜忌多疑性格，因而平日里谨小慎微，佯装沉溺酒色、胸无大志，打消炀帝疑虑，得以坐镇晋阳，手握重兵；实则暗中观察局势，等待起兵良机。他礼贤下士，善待部下，麾下聚集一批能征善战将领，如李靖、刘文静、裴寂等，文臣出谋划策、武将冲锋陷阵；对百姓疾苦亦有关注，深知隋末民怨沸腾根源，故起兵时打出“废昏立明”“匡扶社稷”旗号，顺应民意，争取民众支持，意图推翻隋朝腐朽统治，建立全新政权。
三、起兵谋划：周密布局，巧借外力
李世民、刘文静等力主起兵后，李渊开始紧锣密鼓谋划。首要难题是解除突厥威胁，彼时突厥趁隋朝内乱，势力强盛，屡屡侵扰边境，晋阳首当其冲。李渊果断采取和亲政策，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许以厚利，献上大量金银财宝，约定共定中原后平分土地财宝；突厥始毕可汗权衡利弊，应允出兵相助，实则持观望态度，此举却成功稳住突厥，避免起兵后背腹受敌，还借突厥骑兵威名震慑隋朝官军。
为扩充兵力，李渊巧立名目招募新兵，以抵御刘武周侵扰、保卫晋阳为由，广纳青壮年入伍；暗中释放囚犯，收编为军，充实队伍；又整合晋阳周边地方武装、乡勇豪杰，日夜操练，军队规模迅速壮大。同时，李渊命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分别于河东、晋阳秘密联络各路反隋势力，吸纳散兵游勇、绿林豪杰，瓦解隋朝地方统治根基；裴寂、刘文静等筹备粮草物资，把控晋阳宫仓储，确保起兵后勤无忧，万事俱备，只待时机成熟、振臂一呼。
四、关键节点：晋阳起兵，顺势而发
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炀帝远在江都，关中兵力空虚，隋朝统治核心区防御薄弱，李渊认定时机已到。七月，李渊以讨伐刘武周为名，正式于晋阳起兵。他身着戎装，登台誓师，言辞激昂，痛斥炀帝暴政，宣称“兴甲晋阳，奉尊代邸，扫定咸洛，集宁寓县”，要为苍生除害、恢复太平；全军将士齐声响应，士气高昂。李渊亲率三万大军从晋阳出发，旗下兵分两路，李建成、李世民各领一军，浩浩荡荡向关中挺进。
行军途中，李渊巧施谋略，避开隋朝官军主力，专挑防守薄弱处突破；遇小股敌军则迅速剿灭，缴获军械物资；逢坚城难下，便绕城而过，不做无谓纠缠，保持进军节奏。霍邑之战堪称关键一役，隋军守将宋老生据城坚守，李渊大军久攻不下，又逢秋雨连绵，士气低落、粮草将尽。关键时刻，李渊采纳李世民建议，祭出激将法，阵前辱骂宋老生，诱其出城迎战；待隋军出城，李渊、李建成、李世民三面夹击，一举斩杀宋老生，攻克霍邑，打通进军关中要道，军队威名远扬，沿途州县纷纷归附，势力如滚雪球般壮大。
五、挺进关中：直捣黄龙，奠定根基
霍邑大捷后，李渊大军势如破竹，一路西进。渡过黄河时，关中士绅、百姓听闻李渊“仁义之师”美名，夹道欢迎，主动提供船只、物资，助力大军渡河；李渊严令部下秋毫无犯，所过之处不扰百姓，深得民心。兵临长安城下时，李渊麾下已聚众二十余万，兵精粮足。此时长安城内隋军虽拼死抵抗，但人心惶惶、兵力悬殊。
李渊并未急于强攻，而是围城数月，切断长安内外联系，待城内粮草耗尽、守军疲惫不堪，才下令攻城。十一月，长安城破，李渊大军顺利进驻，严明军纪，封存府库，严禁士兵劫掠，安抚隋朝旧臣、皇室宗亲，展现宽宏胸怀与王者气度；拥立代王杨侑为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实则掌控军政大权，“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唐朝正式建立铺垫基石，占据关中富饶之地，凭山河之险、雄厚人力物力资源，进可攻、退可守，奠定逐鹿中原坚实根基。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