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渣池里的冰面裂开时，那细微又尖锐的声响，直直钻进陈保国的耳中，不知为何，在他混沌的意识里，这声音竟和豆腐板翻倒的声音重叠了。
那是凌晨三点四十七分，时间像是被冻住了一样，四周死寂沉沉。西天挂着的月亮，像一块发霉的豆腐乳，散发着诡异又惨淡的光，给这寒夜添了几分说不出的压抑。陈保国蜷缩在煤渣池凹陷处，整个人仿佛与这冰冷黑暗的环境融为一体。他的后腰紧紧抵着结冰的排污管，寒意从脊梁骨往上蹿，可他似乎已经麻木了，只是机械地盯着不远处那片朦胧的夜色。
保安队长的手电筒光柱，如同一把利刃，粗暴地劈开了浓稠的夜色。雪粒子在那束光里，像是一群被困住的飞蛾，拼命舞动着，却怎么也挣脱不了这冰冷的囚牢，跳着的是一场垂死的舞。
“抓贼啊！”保安队长的嘶吼声，带着愤怒与警觉，撞在冷却塔的铁皮外壳上，发出嗡嗡的回声，那回声里，似乎都裹着一股铁锈味，在这寒夜里弥漫开来。陈保国被这喊声猛地一震，冻僵的手下意识地往棉袄夹层里塞，摸到那个装着透析缴费单的塑料袋，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缴费单上的红印章，在黑暗中仿佛透着滚烫的温度，而妻子浮肿的脸，也从记忆深处缓缓浮上来，那被消毒水泡得发白的模样，让他的心猛地揪紧。
铁锹刮擦冰面的声响，一下一下，越来越近，每一下都像敲在陈保国的心上。他的心跳急促得如同鼓点，在胸腔里剧烈跳动。他在心里默数着心跳，当数到第七下时，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突然蹿了起来。保安队长穿着胶皮靴，在冰面上一个踉跄，脚下一滑，手电筒“咕噜噜”地滚进了煤渣堆，那昏黄的光，恰好照亮了池底凝结的黑色冰层，像一面破碎的镜子。
陈保国踩着冰面上的裂缝狂奔，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却又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怀里的降压药盒子，一下一下硌着他的肋骨，生疼生疼的。这药是他用身上最后二十块钱买的，诊所的王大夫说，这种进口药能给妻子消水肿，他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护着这药。
“老陈？”保安队长突然喊了一声。陈保国脚下猛地一滞，冰面发出细碎的呻吟，仿佛在为他即将到来的命运而哀鸣。他缓缓回头，看见保安队长举起的手机，摄像头的红光闪烁着，像一道未愈合的伤口，在黑暗中格外刺眼。
第二天清晨，卖早点的张婶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街边支起摊。当她不经意间望向煤渣池的方向时，发现那里围了一圈黄胶带，几个穿橙色工作服的人正拿着铁钩，在冰面上忙碌着。她好奇地凑近，只见随着铁钩的打捞，冰层下慢慢浮起一团灰影。等那灰影越来越清晰，张婶才惊恐地捂住嘴——那是陈保国！他的棉袄吸饱了煤泥水，鼓鼓胀胀的，像一个发酵过头的豆腐包。他的右手还紧紧攥着那个药盒，只是已经被冰碴刺破，白色的药片散落在黑色冰面上，像撒了一地盐粒。
派出所里，灯光惨白。保安队长坐在椅子上，反复擦拭着手机屏幕，嘴里还嘟囔着：“谁能想到是他？昨晚监控明明拍到有人偷厂区废铁。”民警皱着眉头，从陈保国贴身口袋里翻出透析单，缴费日期赫然写着今天。而赵奶奶的侄女来认领那个装钱的铁盒时，刚打开盒盖，就突然蹲在地上干呕起来——盒底的诊断书显示，肝癌晚期的赵奶奶早该住院了。
出殡那天，天空阴沉沉的，细密的冻雨如针般洒落，打在人们的身上，冷到了骨子里。殡仪馆后巷，陈保国的豆腐车孤零零地立在墙根，像是被这个世界遗弃了一样。木板缝隙里结满了冰棱，在微弱的光线下闪烁着寒光。有人看见陈保国的妻子，在半夜推着车缓缓走过，装满豆腐的塑料筐里，放着那个铁盒，每个豆腐块上，都用竹签刻着歪扭的数字。卖早点的张婶凑近仔细瞧了瞧，喃喃地说，那像是日期，从去年立冬到前天大雪。
陈保国原本也有个温暖的小家，虽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夫妻二人相互扶持，倒也有几分平淡的幸福。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帮着妻子磨豆浆、做豆腐，然后推着那辆破旧的豆腐车，走街串巷地叫卖。妻子贤惠，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两人唯一的烦恼，就是家里微薄的收入，勉强能维持生计。
可命运就像一场无情的风暴，毫无征兆地席卷而来。妻子突然病倒，被查出患上了严重的肾病，需要定期透析才能维持生命。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陈保国一下子慌了神。为了给妻子治病，他四处借钱，家里的积蓄很快就花光了，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从那以后，陈保国的生活彻底变了样。他每天不仅要忙着做豆腐、卖豆腐，还要四处打听有没有赚钱的门路。他去过工地打零工，可因为身体瘦弱，干不了重活，没几天就被辞退了；他也尝试过摆摊卖些小物件，可生意冷清，根本赚不到几个钱。每到夜深人静，看着病床上虚弱的妻子，他满心都是无奈和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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