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姚在凡间行走，拜师诸子百家，除了法家会把如何统治野人、黔首的手段写下来之外，对于其他的诸子百家而言，他们基本都不会考虑这些存在。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的斗争。
考虑的内容也不是如何让野人、黔首安心工作，因为在春秋战国的野人、黔首他们就应该工作，根本没有任何的疑问。不会有为什么他们不能离开土地，为什么不能做官，为什么不能做生意的疑问，因为他们生来就是干活的人。
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治人。春秋的社会就是分为劳力者和劳心者，诸子百家这么认为，野人黔首也这么认为，他们都是毫无疑问地接受自己的身份出生的，劳力者和劳心者是出身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
所以野人黔首不会考虑种田之外的事情，诸子百家也不用考虑治理他们的问题，他们主要考虑的还是天子和诸侯，诸侯和大夫之间的尖锐矛盾。
但到了法家，特别是秦国之后就有了变化。商鞅南门立木的对象就是秦国黔首，所以才会被记录在历史之中。
如果商鞅南门立木的对象是士，是大夫，那根本没有必要大书特书，因为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士为知己者死的故事不要太多。商鞅的目标如果是士，那么他最多也就是获得一个死士，没什么了不起，历史上的死士故事远比南门立木要精彩。
但南门立木的目标不是士，也不是国人，而是秦国黔首，也就是世世代代种田干活的野人，他们出生就是劳力者，大夫和诸侯打来打去，诸侯和天子打来打去与他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不管谁做主，他们都是种田的。
商鞅给了他们种田之外的机会，那就是去打仗，他的军功授爵就是让黔首变成士兵，让他们通过杀敌来获得战功。
有人说商鞅把人变成了除了种地就会打仗的机器，但如果没有商鞅，那么秦国黔首就是只会种地的机器，战争根本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秦国黔首有了其他的选择，所以秦国法家就面临了一个新的矛盾，那就是如何统治黔首。黔首现在也会打仗，也会结盟，也会有新的述求，也变得不安分了。
秦末的农民起义并不是意外，就好像科学并不是意外一样。科学在宗教中酝酿，因为神父需要通过科学证明上帝的存在。而农民起义在大统一中酝酿，因为秦国黔首早就认识到除了种田之外还有其他出路，如果活不下去他们可以去战斗。
所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并不是突然就冒出来的，而是商鞅南门立木之后就打破了劳力者和劳心者之间的隔阂，让整个华夏文明都有了滚滚向前的动力。
要是没有商鞅变法，没有南门立木，那么只怕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的分隔不会这么容易打破，甚至可以说大统一也无法这么容易地推行。
因为野人不觉醒的话，贵族随便就能镇压他们。但一旦他们觉醒了，贵族之间就必须团结起来对抗黔首，不然单独的领主一不留神就会被推翻。而且因为贵族畏惧野人，所以他们会去支持皇帝，通过皇帝来统治野人，避免自己直接和野人对抗，因为贵族知道自己势单力薄根本不会是野人的对手。
但对皇帝来说他和贵族也是敌人，所以他就会想办法提拔野人来对抗贵族。而提拔野人的方式越来越正规，越来越高效，皇帝就越是能压制贵族。
不过就算选拔的人数越来越多，皇帝和贵族并不能管理每一个地方，毕竟生产力限制不是随便就能突破的。所以在大唐的死角存在其他的规则，弱肉强食还有生存空间。
再说了王朝起起落落，就算是皇帝有时候也要改变游戏规则，不拿利益而是用恐惧支配，因为万物变化，总有利益不足够、道德没有用的时候，恐惧是最后的手段，永远也不会消失。
利益会有不够的时候，道德会有没用的时候。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就会用恐惧来支配，而人族和妖族之间道德也不互通，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弱肉强食就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总之因为南门立木，使得华夏文明变得更复杂了，利益、道德、恐惧虽然是最常见的三种结盟方式，但并不是每一个阶层都会按照常见手段进行结盟，因为阶层是流动的，局面是变化的。
在大唐内部可以推行道德，但不能迷信道德，因为大唐面对的并不是什么和平的三界，而是蕴藏无数危机的三界，人类的道德并不是四海皆准的。
总之开导了女驸马，也让她知道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治安不好就别谈发展了。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条件，就说魏晋南北朝，也是因为主要战乱发生的北方，所以江南才有机会一跃超越北方成为经济重地。
要是江南也到处打仗，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发展。
现在大唐已经到了最应该发展的时候了，李世民解决了国际上的问题，大唐内部治安也比较稳定，这个时候再不发展那就是暴殄天物了。既然女驸马已经想清楚，不会再因为大案要案就自闭，那么芸姚也能专心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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