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边良子略带蛊惑性的声音说道：
“你的能力可以直接变现，你的创意可以直接验证，你的努力可以直接转化为收入。
每一个人都有成为老板的机会。
数字时代，可以说是人人创业的时代。
只要你有好的点子，就可以在数字平台上得以实现。
像你们的学长学姐们一样。”
讲座结束后，学生们围上来提问。
问题大多关于“如何成为成功卖家”、“平台网红主播需要什么技能”、“零工经济的职业发展路径”。
而在教室后排，就业指导中心的主任、五十五岁的教授松本一郎，默默看着这一切。
他的助手轻声说：
“松本老师，这学期选择参加传统企业说明会的学生，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0%。
而报名参加平台经济相关讲座的，增加了200%。”
松本教授没有回应。
他想起二十年前，他作为东大学生参加就业活动时，梦想是进入索尼、丰田、三菱商事这样的企业，成为“东瀛制造”或“东瀛商业”的一员。
那时他们讨论的是技术突破、国际拓展、产业升级。
而现在，这些最聪明的年轻人，在讨论如何成为网红、如何运营网店、如何管理骑手。
不是这些工作没有价值，而是当一个社会的精英人才，大量流向“流量变现”和“即时配送”领域。
而不是流向材料科学、精密制造、生物医药、航空航天这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领域时，这个社会的长期竞争力会如何？
松本教授收拾好资料，走出教室。
走廊的公告栏上，贴着一张海报：
“拼夕夕数字创业大赛，冠军奖金500万日元，签约机会！”
旁边，一张“东瀛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实习生招募”的海报，已经微微卷边，似乎很少有人驻足。
他忽然想起一位德意志国学者去年访问时说的话：
“东瀛正在经历一场职业想象的贫困化。
当一代年轻人最渴望的职业，从科学家、工程师、建筑师，变成网红、卖家、骑手时，这个国家可能正在失去它的未来。”
当时松本觉得这话有些偏激。
但现在，站在就业指导中心的走廊里，看着那些兴奋讨论着“网红技巧”和“爆款打造”的年轻面孔，他感到一阵深切的寒意。
这些孩子没有错。
他们只是在回应这个时代给出的激励信号。
而时代给出的信号是，长期投入不如短期变现，深度创造不如流量获取，基础创新不如模式复制。
当这些信号通过平台算法、媒体宣传、成功案例，不断强化时，一代人的职业选择，就会系统性偏移。
这种偏移的代价，可能要到二十年后，当东瀛需要面对真正的科技竞争时，才会完全显现。
到那时，会是什么样？松本不敢去想……
…………
东瀛国会众议院第一委员会室。
这是一场关于“数字经济与社会保障法修订案”的公开听证会。
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将平台零工从业者纳入“特定灵活就业者”范畴。
建立最低标准的意外保险和培训补贴制度，资金由平台、从业者、政府三方分担。
台上，厚生劳动大臣桥本岳正在做说明。
台下，坐着三十多位利益相关方代表：平台企业、工会组织、消费者团体、学者。
轮到提问环节。第一个举手的是“全国中小企业振兴协会”的代表，六十二岁的铃木重工。
“桥本大臣，我想问一个根本性问题。”铃木语气严肃说道：
“这套法案，看似在为零工从业者提供保障，但实际上是在制度上，承认并固化这种就业形态。
而我们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因为平台经济的挤压，东瀛全国有超过八万家中小企业倒闭或转型，直接导致35万个正式工作岗位消失。
这些岗位有完善的社保、有职业培训、有长期发展路径。
我们现在用政策资源，去保障那些替代了这些正式岗位的零工岗位，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会场一阵骚动。
几位平台企业的代表皱起眉头。
桥本大臣语气平静的说道：
“铃木先生，我理解传统企业的困境。
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平台经济已经吸收了近两百万就业，关乎数百万家庭的生计。
我们不能因为保护旧业态，就忽视新业态从业者的权益。
政策需要平衡各方利益。”
下一个提问的是东瀛劳动组合总联合会的代表，五十八岁的佐藤一郎。
“大臣，我们支持为零工从业者提供保障，这是进步。
但法案设计的保障水平，意外险最高赔付200万日元，培训补贴每月5000日元。
这够吗？
一个骑手如果重伤残疾，200万日元能支撑他未来几十年的生活吗？
更重要的是，法案完全没有触及平台算法的监管问题。
派单规则、评价体系、收入分配机制…如果不规范这些，再好的保障也是治标不治本。”
平台企业的代表，拼夕夕公共政策总监麻生太郎举手发言：
“佐藤先生，算法是我们提供高效服务的基础。
过度监管算法，会损害消费者体验和从业者收入机会。
我们更倾向于通过行业自律和技术优化，来改善从业者环境。”
听证会持续了三小时。
各方激烈交锋，但一个清晰的态势显现出来。
尽管对平台经济有诸多批评和担忧，但没有任何一方，包括传统企业代表和工会，提出“限制平台扩张”或“逆转平台化趋势”。
最激进的提议，也只是“加强监管”和“提高保障水平”。
为什么？
因为在场所有人都知道，平台经济已经深深嵌入东瀛社会结构。
超过4000万消费者习惯在拼夕夕购物。
超过300万人在平台相关领域就业。
更有超过100万家中小企业，在平台上销售商品。
地方政府依赖平台销售本地特产，媒体依赖平台企业的广告收入。
政党需要平台创造的“就业数据”，来证明经济政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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