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郑颜萍回到上海后，李伯康一直没再谈恋爱。虽然一转眼二十多年时间过去了，但他始终默默守住当初自己的那份诺言。别人给介绍对象，或是有女孩子主动追求他，都他被婉拒了。所以他一直没结婚，天天不是上班，就是蜗居在单位分给他的那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里，吃饭也是在食堂里。父亲去世后，好在他的哥哥嫂嫂还有妹妹们都生活在五一农场，能够照顾母亲了，他也不用多操心了，他就把业余时间用在看书上，有时休息天，他也往往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一天不出门，饿了就吃方便面，常常是饱一顿饥一顿的，生活也更加没有规律了，精神状况也不是很好，脸色灰暗，后来到市医院检查，发现肝病已经很严重了。
郑颜萍回到上海后，在一家医院工作，在母亲的逼迫下，她与一位工厂的车间主任结了婚。婚后，两人经常吵闹，再后来，那位车间主任干个体有了钱后，包养了一位年轻姑娘，郑颜萍得知后，没有大吵大闹，而是心平气和地分手了。从此，郑颜萍再也没结婚。虽然有人给她介绍过几个，她的态度像李伯康一样。后来她辞去工作，自己开办了一家私人诊所。因为在兵团农场那段生活经历，铸造了她坚毅的性格和顽强的意志，凡事不做则罢，要做就坚韧不拔不遗余力地做下去，慢慢像滚雪球一样一步一步将小诊所规模做大做强，已经由过去的私人诊所，发展到一家私立医院了。尽管生活上过得很优裕，但她仍然不想再婚。如今父母年纪已经大了，再也无力干预她的事情了，她仍旧自己就过着独身生活。一有空闲时间，就拿出李伯康的书信和诗歌翻阅着，回忆着。方锐被判刑的消息传入上海后，她在惋惜之余，突然萌发一个想法：回到曾经生她养她、给她带来快乐也给她带来无限伤感的五一农场去看看。
郑颜萍的想法很快得到了退休后回到上海定居的一些老人们的赞同。于是，他们结伴而行，在那个充满热情、充满活力的夏天来到了五一农场。
夏天的上海滩虽然像个天然桑拿场，而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塔里木盆地，却是另一番景象。凡是有阴的地方，再热的高温天气也会透出丝丝凉气。阴凉阴凉，有阴就会有凉，这话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疆农场，一点也不夸张。不论是在房檐下，还是在树荫里，太阳再能释放她的热能，但只要在有阴的地方，就再也无法施威逞强了。所以，许多六十年代支援边疆建设来到塔里木农场的上海知青退休回去后，喜欢选择夏天来到农场，一方面看看他们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农场发生的巨大变化，找故乡朋友们叙叙旧，一方面也想躲一躲上海滩上那逼人的暑气。
郑颜萍就是这个时候回到五一农场的。
当郑颜萍再次见到李伯康时，泪水再也止不住地流下来。原来文质彬彬、清清秀秀的李伯康，因为疾病的折磨，已经骨瘦如柴了。严重的肝病已经让他的脸色黑里带有灰白色。
李伯康的母亲见郑颜萍来了，擦了擦两行老泪：“燕萍，这些年来伯康一直不肯再找对象。我和他爸劝过他好多次了，他就是不听。他爸等不到这一天，没福气看到你还能来农场看望伯康，就走了。伯康自己是医生，知道自己得了这种病没那么多的钱治疗，日子不多了，不肯乱花钱。前两天不知从哪里听说你要来了，就搬回来住了，经常一个人坐在床上发呆，天天眼泪往下流，开始半宿半宿地睡不着觉，让我心痛得要命。”
郑颜萍擦了擦眼泪，稳了稳了情绪看着李伯康：“阿姨，您不用说我也知道，凭着伯康的那点工资和您的退休工资，是绝对不够治疗这种疾病的。这种病只要配对换肝，还是有治疗把握的。我曾经接触过这类疾病的患者，成功的案例还是很高的。阿姨您放心，我就是卖掉医院，也会为伯康治病的。再说了，我目前还不至于要卖掉医院，还是有这个经济能力的。好在我们都在医院里工作的，知道肝病还是到北京去治疗最好。”
郑颜萍的到来，确实给李伯康带来很大的生活勇气，许久没有外出散步的他，这会儿也很有精神地外出走动了。
塔里木的夏天，热风浓烈而毫不掩饰她的热情奔放，阳光狂燥却不掩盖她的生命气息。视野所触及到的，都是耀眼的光亮。太阳更是彰显勤奋向上、坚持不懈的性格，早早地起床后，把它那浓烈的热量撒向大地。傍晚，它依然眷恋这片土地、这方美景，迟迟不愿下班。
月夜，李伯康与郑颜萍漫步在医院后面的白杨林间的水泥小路上，微凉的风儿轻抚在脸上，湿漉漉的青草混着泥土的清香一阵阵袭来，宛转悠扬的笛声穿越小区透过林带高低起伏，十分和谐，让两人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过去那难忘的岁月。
借着清亮的月光，郑颜萍仰着脸看着李伯康：“伯康，还记得吗，有天晚上，我们相约在那时还是土路这个地方悠然地散步，你穿着一件我给你编织的紫色毛衫，外罩棕色休闲上衣，浅蓝牛仔裤，清清爽爽一青年。我们的目光对视的一霎那，我似乎看到了我们的未来，所有的等待，所有的焦虑都一扫而光，心情也异常轻快起来。那一次，我们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来戏言说：有情的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一小时像一分钟；有情人在相互等待的时候，一分钟像一小时，这也许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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