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了，怎么感觉这罢工，有种愈演愈烈的感觉？”
罢工进入第三周，小雷石终于感觉到了这次罢工与以往的不同。
与华夏娱乐圈的运作模式截然不同，在米国好莱坞，一个剧本的完成远非创作的终点，而恰恰是漫长打磨过程的开始。
剧本写好之后，往往要经历一轮又一轮的修改，仿佛永远没有真正“定稿”的一天。
一遍不行，就来两遍。
两遍若还不够，那就第三遍、第四遍……甚至更多。
若有金主对某处情节不满意，提出修改意见，编剧团队就得据此调整——毕竟资本的声音在好莱坞从来不容忽视。
前前后后历经多少次修改，常常连参与者自己都数不清。
而编剧也往往不是一个人，可能是一组人、好几个团队，甚至历经多次更换，到最后连最初是谁写的都可能模糊不清。
这种高度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创作模式，与华夏影视界中常由单一编剧主导、一稿定乾坤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
有时候，即便剧本已经“定稿”，甚至电影已经开机，某些场景或对话仍可能被要求重写。更有甚者，电影已经拍摄完成，进入后期阶段，仍可能因为试映反馈或高层意见而重新补拍、修改结局。
因此，编剧在好莱坞的地位和作用，远比在华夏影视界要重要和持续得多。
在米国好莱坞，电影制作完成后并非立即公映，而是先在内部进行小范围放映，收集导演、制片人、乃至投资方的意见，并依据这些反馈进行微调，哪怕只是修改几句台词或者调整镜头顺序。
这种对细节的苛刻追求，是好莱坞工业体系的一大特色。
即便是进入宣发阶段，编剧同样不能休息，他们需要配合营销团队撰写宣传材料、访谈提纲，甚至为不同市场设计不同的海报和剧情梗概。
可以说，从项目孵化到最终上映，编剧始终参与其中，深度绑定。
也正是因为这种全程参与和专业性，好莱坞编剧的薪酬与社会地位，普遍高于华夏同行。
当然，二十年后，华夏影视产业逐渐向标准化、工业化靠拢，这种差距才开始慢慢缩小……
…
法版电影《触不可及》的法版拍摄地主要位于巴黎，其中跳伞场景选在了多龙河畔维拉尔的比桑山，以陡峭壮美的山势和开阔的天空背景着称。
而李琦则取景于费城的街道与外景，这座城市特有的工业感与人文气息为影片注入了不同于欧洲版本的美式现实主义基调。
至于跳伞桥段，则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鹰山保护区完成拍摄，那里地势起伏、视野辽阔，是完成高空镜头的理想之地。
剧组的气氛，原本颇为严肃认真。
然而凯文·哈特一来到费城，整个人仿佛被这座城市特有的市井气息点燃，变得活跃又略带痞气。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我成长的社区——”他笑着对剧组人员说，“我小时候就混在北部第15街与毅力街交界这一带，费城，说白了，是个犯罪之都。”
“我们这的死亡率全世界排名第三，光这个月就已经发生了五起谋杀案。”
他耸了耸肩，语气里带着一种复杂的自豪与无奈，“你们知道，这儿当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但我还是爱它。因为这是我的家，我太了解这里了。”
“这儿有我从小到大支持的超级碗球队，老鹰队…我简直为费城流血。现在如果你割我一刀，流出来的准是绿和白——没骗你，兄弟，我一生都是老鹰队死忠。”
凯文·哈特还给大家讲了自己在费城成长的经历：“那时我和我妈刚从自助洗衣房走出来，一个拿着枪的男人逼近她，要她交出系在腰上的腰包，我妈不肯，说里面啥也没有。”
“那劫匪抢过腰包一看，果然只有几个游戏代币，一气之下把它扔回给我妈，还骂她是‘穷女人’。”
讲到这里，凯文语气沉了下来，“兄弟你知道吗，他抢我们我可以忍，但他羞辱我们，说我们是穷逼——这我忍不了。”
“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发誓我一定要变成有钱人，去他妈的穷逼人生…”
布莱恩·科兰斯顿本来已经快要进入戏剧状态，绷着的表情瞬间被这段真实又心酸的回忆打破，笑得直不起腰。
凯文就是天生的抽象人，天生自带荒诞与现实交织的叙事能力。
拍摄间隙，他还跑去给大家买三明治和芝士牛排，并强调：“我只吃费城本地的芝士牛排，别地方的？看都不看。”
…
李琦在米国待了这么久，原定的计划已基本完成。
《决战中途岛》项目稳步推进，由卓韦紧盯，无需他再多操心。
米高梅与奈飞的合作也已顺利拿下，他决定在回国前再跟进一下《触不可及》的拍摄进展。
因此签完各项合同后，他便打算飞往费城剧组。
恰巧颜丹辰大学的课程告一段落，她给李琦打电话说要来米国探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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