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诗”主要表达歌德与席勒订交后，在席勒的敦促下，决心继续创作中辍多年的《浮士德》时，内心的激动情绪。“舞台上的序幕”批评了当时剧坛的庸俗趣味，表明了歌德的艺术观。“天上序幕”则与全剧剧旨密切悠关，它的中心思想贯串全剧，是理解这部作品的一个纲。“天上序幕”的主要内容是上帝和魔鬼靡非斯特的对白，从中表达对人类及其前途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上帝”认为人类会在前进道路上摸索、疑虑、犯错误，但最终不会迷失正途，前途光明。靡非斯特认为入类必然日益堕落，前途黑暗。他还在上帝面前自夸有能力诱使人类堕落。他们把地上的浮士德老博士作为他们天上打赌的对象，企图各自从浮士德身上证明自己见解的正确。上帝之所以要和靡非斯特打赌，一方面出于对人类前途的乐观信念，另一方面他决心让魔鬼降临尘世，“以激发人们的努力为能”。歌德认为事物的发展(剧中体现为浮士德的发展和追求)需要靡非斯特这样的对立面。这是歌德对事物发展很辩证的观点。上帝和靡非斯特在“天上序幕”的赌赛构成整部《浮士德》戏剧冲突的基础。
浮士德的追求和发展经过五个阶段。从第一部第一场的“夜”到第四场的“书斋”是第一阶段一一追求知识的阶段(知识悲剧)。悲剧开始于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老博士浮士德在中世纪幽暗的书斋里研究学问，深感自己至今所知的学问均非真才实学，因此他“中宵倚案，烦恼齐天”，在他的面前摆着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这“夜“意味着中世纪的黑夜，浮士德在“夜”中感到茫然，他的内心痛苦反映了十六世纪萌芽时期的资产阶级对中世纪烦琐哲学，神学等伪科学的绝望，同时也是歌德对脱离实践，在书斋里追求真理和学问的否定。浮士德在书斋翻译圣经在全剧占重要地位。经过几番修改，他把新约约翰福音的第一句从“泰初有道”，“泰初有心”，“泰初有力”改定为“泰初有为”(ImAnfangwardieTat)。“泰初有为”确切地反映了歌德世界观的根本思想。歌德认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乃是实践(Tat)，人类的实践活.动才是历史发展的基础。通过浮士德翻译圣经，歌德否定了盛行当时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
全剧的第①次高潮在第四场的“书斋”。在这一场里，浮士德濒临绝望的境地。靡非斯特劝浮士德不要烦恼，跟他去享受人生乐趣，并表示愿作浮士德的伙伴，满足他的任何愿望。但一旦浮士德对某一个刹那(这个“刹那”可以理解为某种生活经历，某种生活享受，实现了某种愿望等等)表示满足时，浮士德便得立即死去。浮士德与靡非斯特的赌赛是“天上序幕”中上帝与靡非斯特赌赛的具体化。这两个赌赛的结局实质上将回答两个问题:(一)人类的发展前途怎样?(二)浮士德对之表示满足的“刹那”，就是他追求的理想一一，那么人生的理想是什么，生活的意义在那里?回答这两个问题也可以说便是《浮士德》的主题。
自此之后，靡非斯特和浮士德形影不离，体现事物发展对立面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读者在紧张地期待赌赛的胜负，形成剧本强烈的戏剧悬念。在靡非斯特带领浮士德腾云驾雾出发追求享乐之前，出现了一个学生来向浮士德求教的插曲。靡非斯特化装成浮士德，戏弄了这个天真的学生。“尊贵的朋友，一切的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的金树郁郁葱葱。”这句列宁十分喜欢引用的名言，即出自靡非斯特对这个学生的规劝。这句名言嘲笑-切脱离实践的书呆子，并劝导他们到生活实践中去。歌德常常让靡非斯特说出许多饱含辩证思想的见解，并通过靡非斯特的口来批评当时的教会、唯心主义哲学、反动浪漫主义文学、德国的鄙陋落后、资本主义的罪恶、原始积累的残酷等等，使靡非斯特成为目光犀利、言谈机智幽默的观察者，所以歌德说，靡非斯特是他“本人气质的一部分”。
经过“莱比锡的欧北和酒馆“和“魔女之厨”的过渡，直至第一部结束，是浮士德发展的第二阶段一爱情悲剧(甘泪卿悲剧)。我们可以把这一悲剧独立地看作为一部当时德国流行的市民悲剧。
“魔女之厨”里，浮士德返老还童，并在魔镜里看见了一个美丽绝伦的少女，他立即为之着迷，提出占有这个少女的愿望。这是靡非斯特为诱感浮士德而布设的一个罗网。在魔鬼的导演下，浮士德来到了一一个对当时分裂的德国来说具有典型意义的偏僻小城，并使他在街头遇见了魔镜中的姑娘一市民女子甘泪卿。甘泪卿是欧洲文学画廊里最动人的妇女形象之一。甘泪卿出身于守旧的小市民家庭，受着严格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单纯无知，纯朴可爱。这位纯洁的姑娘在遇见浮士德之后，勇敢无畏地越出严格的封建礼教的门槛，带着惊怯而又欣喜的心情与浮士德恋爱。可是她刚迈出这个门槛，开始自由呼吸，就立即遭到毁灭。这一段爱情经历是甘泪卿短暂一生中最甜蜜，同时又是最痛苦的时刻。与浮士德的恋爱给她带来了一连串的不幸:为了与浮士德幽会不让母亲知道，她给母亲过多的安眠药，以至药死了她的母亲;她的哥哥华伦亭又为她在与浮士德的决斗中丧生。华伦亭在奄奄一息时对甘泪卿的指责代表了当时的封建宗法势力和舆论对向往自由的年青一代的谴贵。封建宗法制度犹如一个天罗地网，可怜软弱的甘泪卿深知无力脱逃，不得已而杀死了与浮士德的私生子。这一连串的事件都触犯了当时的礼教，她被投进监狱，成了封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浮士德是个十分矛盾的人物。早在“城门之前”，他就说过:“有两种精神居住在我的心胸，一个要想同别，一个分离!一一个沉溺在迷离的爱欲之中，执扭地固执着这个尘世，别一个猛烈地要离去凡尘，向那崇高的灵的境界飞驰。”甘泪卿悲剧充分显示了浮士德的所谓“另一个灵魂”。浮士德深知自已有着远大的追求与理想，与甘泪卿建立一个小家庭决非他所能表示满足的“刹那”。他在剧中虽以贵族身份出场，实际上浮士德自始至终代表着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所以甘泪卿另一方面，又是新兴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牺牲品，这就是甘泪卿悲剧的全部社会意义。浮士德决定营救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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