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大秦是七大战国中最弱小的国家，又四面楚歌，必须迅速增强国力。因此需要强大的执行力，确保政令畅通。而儒家的思想与法家存在冲突，这种时候，必须要排除妨碍改革的不良思想，所以商鞅才禁止阅读《诗》《书》。
这些其实只是周朝时期的行政制度和礼乐规定，相当于古老的治理文献，已不适应战国的需求。因此，这类书籍不仅没有帮助，反而可能造成危害。
另外还有‘重农抑商’这一点，父亲大人认为商人的本质是什么呢？”
“是逐利，图谋利益，他们唯利是图，尤其看重物质利益。只要有足够的利益，他们甚至可以违背道德和法律。”
“确实如此。”赵辰点头表示赞同。
果然不愧是千古一帝，洞察力非同寻常。
“我大秦变法之所以成功，在于隐秘性。大秦在变法期间严格封锁了对外的消息，完全切断与其他六国的联系，秘密进行变革。否则其他国家会坐视不管，等待我们成功吗？他们恐怕会不惜一切手段加以破坏。
韩国因攻打齐国，引起了魏国的警惕，导致变法未能彻底完成。
因此，商鞅为了防止消息泄露，禁止秦人经商，并且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在指定地点与秦国官员交易，国家统一处理与各国商人的贸易，再将货物通过官方渠道出售给国内百姓，避免商人之间互通信息。
变法成功后的大秦定都咸阳，迅速吸引了大量六国商贾，咸阳也成为与齐国临淄、魏国安邑等并驾齐驱的商贸中心。
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选择秦国，也表明秦国并非轻视商人，而是对商人加以严格管控，以防泄露国家机密。
儒家并没有看穿这背后的深意，只看到表面现象。
商鞅的变法具有极高的策略性，每一步都精心考量，稍有失误便可能全盘皆输。”
“不错，商鞅确实是个非凡的人物。”
“法家还有一个与儒家、墨家、道家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双赢。
儒家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认为只要君王的行为正确，人民自然获利。
这是一种没有从人民利益出发的观点，因而不具备实际操作性。”
墨家以平民利益为出发点，他们提出的理论都着重于如何提升普通百姓的福祉。然而，这同时也极大侵害了贵族和君主的利益。要知道，君主和贵族是社会的核心权力拥有者，他们掌控着国家的大局。不考虑他们的利益，怎么可能赢得他们的支持？
道家主张小国寡民的治国理念，提倡人们减少欲望，认为这样一来社会便会更加安定和谐。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不去强求他人做不愿意做的事情，自然也就不会产生矛盾。但现实是，强者总是会支配弱者，利益上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仅仅依靠减少欲望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法家追求的是“双赢”。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绝不是一方压制另一方的结果。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法律完全倾斜于保护底层民众的利益，而忽视了老板们的权益，这些老板看不到利益，又何必花费心思去经营？不如各自做点小本生意。如此一来，商业停滞不前，老百姓的产品卖不出去，想买的买不到，商人也不再需要工人。最终，很多人失去工作，整个国家缺乏活力，这样的国家离衰亡也不远了。
因此，任何制度都必须考虑多方的利益，而不是仅仅照顾某一方。如何才能实现“双赢”呢？
君主的利益是什么？简而言之，希望国家强盛，不受外来侵扰，大臣和百姓安居乐业。
贵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希望君主公平合理地对待他们，让他们能够从人民的劳动中获得更多收益。
百姓的利益是什么？就是吃饱穿暖，不再受战争影响四处逃亡，有更美好的生活条件。
如何让君主、大臣和百姓达成共识？答案是建立一个符合各方利益的“制度”。
因此，法家的治国原则是：“顺时而变，治国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顺时而变，治国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嬴政轻声重复了一句。
“辰儿，孤怎么从没听过这句话？法家有这种原则吗？是不是编的？”
“额……” 没有吗？应该有吧！
算了，想了这么多。就算是编的，今天以后也就成了真理。
“老爹，不要在这些细节上纠结了。法家确实有这种原则，只是你可能没注意到。”
嬴政瞪了赵辰一眼，心想你这不是糊弄我吗？
“那你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很简单啊，意思是说法律不能一成不变。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社会矛盾，需要找到最适合当下问题的解决方法。治理国家，应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而不是机械地效仿他国。”
“过去的老法律，如果是无效的或有害的，就要果断废除，不能完全沿袭祖先的治国方法。这一点被一些诡辩的儒生误解为法律经常变化，一旦不再符合某些权贵的利益，他们就会又变。这其实是个极大的误解。法家的核心思想是，当旧法引起民众不满时，才需要立即调整，而不是为了迎合权贵的利益而变化。相反，法律的改变正是为了保护普通百姓的利益。权贵之所以反对改变，是因为每次变动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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